撰文：匡韵逸（北京大学）、赵丽秋（中国人民大学）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儿子准备结婚，家里到底要花多少钱？彩礼、婚礼，还有最贵的房子，哪一样都不轻松。我们常说这是年轻人的婚恋压力，其实，这份压力还会在代际之间传递：这些钱最后是谁在出？结婚这笔开销对父母的影响有多大，又会持续多久？父母明明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为什么还是退不了休？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有了我们发表在Demography上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地区适婚年龄人口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时，婚姻市场里的竞争不仅影响年轻男性，也会跨越代际，改变他们父亲的退休选择。在男性相对更多的城市，有儿子的父亲更可能在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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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为什么还在工作？

中国城市老年男性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里明显上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显示，60-69岁城市男性的就业率从2011年的27%上升到了2020年的38%。

在文献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通常受到退休制度、养老金或医疗保障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并未发生变化，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和待遇水平总体上还在提高。传统因素似乎不能解释这一趋势。

与此同时，另一种因素在悄然通过跨代际的方式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决策。受传统的男孩偏好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80后这代人里面出现了明显偏高的男女性别比。当这些孩子进入婚恋市场，男性为了结婚需要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在中国城市家庭中，买婚房、支付彩礼和承担婚礼开支，又往往不只是年轻人的责任，父母常常要动用多年积蓄来帮助儿子。

于是，我们把两个看似无关的现象放到了一起：城市老年男性就业率的上升，会不会与儿子所面对的婚姻市场竞争加剧有关？

▲来源：www.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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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儿子的父亲，工作得更久吗？

我们使用了2011-2020年的CHARLS数据，并根据人口普查资料，计算不同城市、不同出生队列的男女性别比。研究主要比较同一城市中第一胎是儿子的父母和第一胎是女儿的父母：当本地的性别比升高时，两组父母的劳动供给是否出现不同变化？

我们使用第一胎的性别，是因为在样本中，第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基本上可以看作随机的结果。这样就能尽量避免把家庭原有的经济条件、父母的偏好等因素误当成性别比的影响。

结果很明显。当地性别比每上升一个标准差，有第一胎儿子的老年父亲（60-85岁），其就业概率相对于有第一胎女儿的父亲提高5个百分点。样本中老年父亲的平均就业率约为29.5%，因此，5个百分点相当于在平均水平上提高了16.95%。从工作时长来看，他们平均每月多工作7.39小时，增幅约为24.84%。新增工时中，约四分之三来自原本可以退休的父亲继续工作，其余约四分之一来自在职父亲延长工作时间。

根据我们的估算，性别比上升可以解释过去十年中国城市老年男性就业率增幅的20%。这种影响在相对年轻、身体较健康以及家庭财富较少的老年人中尤其突出；在老年母亲和农村老年人中，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显著变化。可能的原因在于，男性通常是家庭经济负担的承担者。农村老年人原本劳动参与率就较高，且儿子结婚时的住房负担通常不如城市家庭那样高昂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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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房只是开始，养老支持也在减少

为什么有儿子的父亲会继续工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儿子面临的婚姻竞争越激烈，父母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就越大。在男性相对更多的地方，一个男青年要在婚恋市场中更有竞争力，往往需要准备更好的经济条件，尤其是住房。年轻人自己难以独立负担时，父母就会投入更多积蓄，甚至在本该退休的年纪继续工作，为儿子的婚姻和婚后生活提供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时，93%的第一胎孩子已经结婚。这意味着，父亲继续工作的现象并不只发生在儿子婚前“攒婚房”的阶段。婚姻竞争造成的经济压力，可能在婚礼结束以后仍然存在：父母可能为婚房和婚礼透支养老储蓄，甚至背上借贷，使一场婚礼的成本延伸到整个晚年生活。

我们发现的第二条线索，是父母得到的养老支持也在变化。在性别比较高的地区，与有女儿的家庭相比，有儿子的父母从子女那里收到的经济转移更少；儿子探望父母的频率也更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更激烈的男性婚姻竞争削弱了儿子在婚后小家庭中的议价能力，使其能用于支持父母的资源减少。

一边是婚姻支出增加，一边是晚年能够获得的经济和情感支持减少，父亲继续工作的动力也就更强了。我们还发现，这种压力并不只体现在劳动参与上：老年父母还会压缩日常消费，尤其是非食品支出；父亲的生活满意度也会随之下降。多工作，并没有完全换来更宽裕、更满意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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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背后，也要看见不得不为

老年人继续工作，当然可能意味着健康、能力和社会参与，也可以帮助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但“主动选择继续工作”和“因为家庭经济压力不得不工作”，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晚年生活。

因此，更有弹性、尊重个人选择的退休制度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完善面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服务，减轻父母养老对子代代际转移的依赖，同样不可缺少。更长远地看，缓解性别比失衡以及婚姻中的住房压力，也不仅是年轻人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家庭两代人的财富、劳动和幸福。

参考文献

Kuang, Yunyi, and Liqiu Zhao. 2026. “Rising Sex Ratio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Urban Elderly in China.” Demography. //doi.org/10.1215/00703370-12785315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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