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北京一处住地，64岁的江渭清收到组织谈话通知。多年没有担任地方主要职务的他，心里很清楚，这次安排并不只是个人去留，而是中央对一名老干部还能发挥多大作用的重新判断。

江渭清的性格，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直来直去，办事不喜欢绕弯子。早年在部队时，他常把任务拆成一项项具体工作，到了地方，也习惯用同样的办法处理复杂局面。这样的干部，放在什么位置，既要看能力，也要看当地的实际需要。

当时，经过特殊时期的冲击，许多地方的生产秩序和干部队伍都在逐步恢复。中央考虑江渭清的去向，并不是简单地给他安排一个闲职，而是希望他到一个基础较弱、任务较重，同时又有较好革命传统的地方去打开局面。

有意思的是，几种安排都曾被反复权衡。江渭清有长期军事工作经历，也有地方领导经验，能够抓大事、压责任，但他的工作风格同样鲜明。放在工业部门，担心行政经验难以充分施展；安排到任务过重的省份，又要考虑当地原有班子的情况。讨论来讨论去，一时没有形成合适方案。

毛泽东对江渭清并不陌生。早在战争年代，两人便有过接触。江渭清从基层武装做起，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华中战场长期工作，后来又参与南京接管和城市恢复。对这样一名干部，毛泽东看重的并不只是资历，更是他能在困难环境中把事情落到实处的特点。

一次谈到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提出，江西比较合适。江西是革命老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交通、水利、工业和农业都存在恢复任务。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作需要一名敢于负责、能够迅速进入状态的干部。于是，江渭清被安排到江西工作，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接到通知后，江渭清没有长篇表态，只说了一句：“既然组织决定了，就去把事情办好。”这句话很符合他的脾气。对于一名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干部来说，岗位变化不是享受待遇，而是新的责任。

到江西后，他没有急于提出一串漂亮口号，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几个最现实的问题上：铁路运输能不能正常运转，工厂生产能不能稳定，农村水利是否有人维修，粮食和日用品供应能否得到保障。

江渭清在会议上经常追问细节。仓库里有多少原料，机器停了几台，铁路积压多少货物，水库还能不能蓄水，都要拿出具体数字。有人汇报工作时只讲形势，他会打断：“数字在哪里？没有数字，怎么判断事情办得好不好？”

这种作风，既让一些干部感到压力，也确实改变了部分工作习惯。对铁路运输，他要求运输、工矿和地方部门相互配合，不能各管一段；对工业生产，他反复强调质量和安全，反对为了完成指标而隐瞒问题；对农业，他关注的不只是当年收成，还包括水利设施、良种推广和农田基本建设。

江渭清并不把农业增产看成单纯的口号。江西多山，水系复杂，部分地区旱涝交替，农民长期依赖经验种田。要提高产量，必须把田、渠、路和农技服务结合起来。为此，他要求干部深入基层，不能只看报表，更不能把层层汇报当成实际成绩。

他在南京工作时期形成的一个习惯，也带到了江西：遇到问题就到现场。工厂设备出了故障，他要看机器；粮食供应出现波动，他要查仓库和运输；群众反映水利失修，他会追问工程究竟停在了哪一道工序。

“出了问题不可怕，怕的是没人说真话。”这是他在工作中常讲的一层意思。对干部而言，承认困难并不等于丢脸，隐瞒问题才会使小毛病拖成大麻烦。这样的要求，在当时恢复秩序的背景下尤其重要。

江渭清在江西的时间并不算长，却留下了鲜明印记。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省的经济面貌，也不可能靠个人力量解决所有积弊，但在交通运输、工业整顿、农业生产和干部作风等方面，确实推动了一批具体工作。对于经历过长期动荡的江西来说，能让各项事务重新按规矩运转，本身就是一项不轻的任务。

1978年以后，江渭清离开江西，转到中央层面的工作岗位。此后，他继续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直到晚年仍关心干部队伍建设和地方发展。

2000年6月16日，江渭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的一生没有停留在单一岗位上，而是经历了军队、城市和地方多种工作。毛泽东当年决定让他去江西，看中的正是这种经过战争和治理磨炼的综合能力。对江渭清而言，江西不是一处安置之地，而是晚年再次承担重任的工作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