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十二年后，心理学作者武志红和李雪又在网上吵了起来。一个问“谁更可能是NPD”，另一个谈“心理发育水平”。两个最擅长解释感情的人，为什么连吵架都要用心理学术语？

一

2026年10月20日早上7点58分，武志红发了一条微博。他说，一段关系结束十多年，一方从没在公开场合说过对方坏话，另一方却一直在公开场合暗戳戳地攻击对方是NPD。最后他问了一句：

请问，谁更可能是NPD？

上午10点20分，他发出长文，摆出一条时间线：2007年出版《为何家会伤人》，2008年两人在一起，2014年分手，2017年开专栏，收入才猛涨。结论是一句话——“不对的关系消耗人”。

同一天，他还写了一篇关于钱的：在一起时，不管每年挣多少，年底一看存款近乎没有，“我真是很崩溃”；而这么大的事，被对方概括成了“几个快递”。第三篇是要求：请避嫌，各自安好，“少烦我”。

下午5点03分，李雪回应。她说自己写的男性心理动力学文章，是观察总结各色男性得来的——“武志红老师除外”。然后她写：武志红老师怎么能是NPD呢？显然他是一位内心充满大爱、特别能看见别人、此生难得一见的好男人。那为什么我和他过不下去了呢？因为我们的心理发育水平差距太大了。

当晚，武志红删掉了那三篇微博。第二天中午，李雪说“既然武志红老师删文了，我也到此为止了”。

当天晚上和第三天上午，她又发了几条——不过还是句句有关。

二

很多人把这场争执读成“心理学大咖也撕逼啊”，于是觉得有了常人的体感。

但是，且慢，还真不一样。

一个人问“谁更可能是NPD”，另一个人答“他当然不是NPD，他是大爱之人”，再补一句“我们的心理发育水平差距太大”。

三个句子，语法是同一个：你是什么。

武志红那句问话，表面是反问，实际是一道选择题——答案只能是两个人中的一个。李雪的“除外”看起来是在澄清，随后却又用“心理发育水平”重新评价了两人的关系。

你看，人家用的都是心理学术语。

整场争论里，真正的大白话只有两句：“我真是很崩溃”，和“少烦我”。

三

1900年10月，一个18岁的女孩被父亲带到弗洛伊德的诊室。她叫伊达·鲍尔，病例里化名“朵拉”。症状是失声、咳嗽、抑郁。

她告诉弗洛伊德一件事：父亲的朋友K先生曾在湖边对她求欢，她打了他一耳光。K先生否认，她父亲也不信她。

弗洛伊德没有一开始就否定她。有一段时间，他接受了她的叙述，她的咳嗽在那时好转了。

然后他开始解释。他告诉她：你对K先生的厌恶，底下是你对他的好感；你对父亲的愤怒，其实是对自己的责备。他甚至认为，接受K先生“本来是所有相关的人唯一可能的出路”。

治疗进行了约十一周，朵拉终止治疗，走了。

弗洛伊德在病例报告里承认：“我没能及时地掌握移情。”他称这是一次治疗上的失败。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我说起这个案例，，不是为了再次强调他判断错了（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对他的判断有大量争论）。我想讲得是，作为现代心理学之父，精神分析法的奠基人，佛洛依德手里的理论，居然能够让他侃侃而谈，把一个女孩说的“他对我做了这件事”，翻译成“你其实想要这件事”。

当解释者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论时，他的傲慢简直就是冲破苍穹，无论对方说出的是什么话，都显得毫无意义。

朵拉当然没有理论，但她有腿，所以她走了。

四

九年后，弗洛伊德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处境，只不过这次对方不是来访者，而是同辈。

以下故事来自于他的学生兼同事荣格的晚年回忆：

1909年8月，启程去美国之前，两人在一起吃饭。聊到沼泽地里挖出的尸体，弗洛伊德突然晕倒在地。

醒来后他对荣格说：你谈这些尸体，说明你对我有死的愿望。

随后两人一起前往美国。在这段旅途中，他们频繁讨论彼此的梦。荣格分析弗洛伊德的一个梦，说如果能再提供一些私生活的细节，还能说更多。弗洛伊德看了他一眼，说：

但我不能拿我的权威冒险。

1912年11月，慕尼黑。会上讨论到法老阿蒙诺菲斯四世抹去父亲名字这件事，弗洛伊德认为背后是弑父冲动，荣格反驳说，这不能用对父亲的反抗来解释。弗洛伊德从椅子上滑下去，晕了。荣格把他抱到隔壁，放在沙发上。他半醒过来，看荣格的眼神，荣格后来写，“就像看他的父亲”。

荣格在回忆里给出的结论是：这两次晕倒，共同的幻想都是弑父。

于是一个闭环合上了。一个人晕倒，另一个人用理论解释这次晕倒，而这个解释又成了理论正确的证据。

和朵拉那次不同：这一次两人地位相当，都懂这套语言，也都在用这套语言解释对方。没有人先说“我怎么了”。

五

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理智化。美国心理学会词典将其描述为一种防御机制：以抽象的方式处理冲突或情绪问题，或用过度的理智活动将其掩盖。

这个概念，或许能帮我们理解这类现象。

九年前，也就是2017年2月，有一位心理学者公开批评李雪。那会儿他两还是一对，所以武志红在财新博客发了一篇七千字长文《谈谈李雪》，是替她辩护的。

但你不太容易理解他的辩护方式，比如他说：

她太像病人，其实也可被诊断边缘型人格障碍。

紧接着他写自己：武志红病得非常重，还花样百出，只是“一直直面问题，从不粉饰事实”。“我最多是神经症级别的吧。”

他把自己放进病人的位置，也用诊断语言描述对方。

在这篇文章里，他还写下了一句很文艺很哲理的话：

“不欺人的真诚比较容易，勇气够就可以了；不自欺的真诚就很难，需要无限的修行。”

这是多么奇特的辩护方式，他把被辩护的人放进一个类似病人的位置里，大概怕对方不高兴，还拿自己开涮当做陪衬。

但是，即便是当时，你依然能看出，位置是不同的。

说自己的时候，他用的是“病得很重，花样百出”——自嘲，把自己放进去；说对方的时候，他用的是“可被诊断”——分类，把别人放进去。

两句话用的是同一套词汇，方向是相反的。

九年后，2026年10月20日早上，他发出的第一句话是“谁更可能是NPD”。

六

回到这场争执。

他删了文。她说“到此为止”，然后又发了几条。这些是我们能看见的行动。至于为什么——我们看不见。

但总归是双方都有怨气吧。

即便双方都“发自肺腑认为自己没有亏欠”。

这很正常，两种记忆可以同时被各自真诚地相信，我们吃瓜群众也不必判定谁对谁错。

但有一件事很明显：整场争论里，最像人话的，是“我真是很崩溃”和“少烦我”。

其余的，大多是关于对方是什么类型的病人的定性。

心理学家当然也是人，会受伤，会愤怒，会记很多年的仇。这没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些情绪一旦进入公共争论，却依然被先翻译成了心理学。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说“我难过”，是要把自己交出去；而说“你存在某种机制”，只需要一个概念。

概念，可以舒缓疼痛，不用直接触碰伤口。

心理学家毕竟还是心理学家，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人家会防御（这个词可以视为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