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孔雀栖息地保护到生态损害修复，司法如何为自然建立更坚实的保护屏障？

图1 当破坏自然走上法庭，司法为生态建立屏障。

如果一项建设工程尚未造成已经能够确认的生态损害，但可能威胁濒危物种的生存，法律能否提前介入？

如果野生动物遭到非法捕猎和交易，除了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还能否要求其承担生态修复和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一片湿地、一处森林或者一条河流的生态功能受到破坏，司法又应当如何衡量损害，并推动生态系统恢复？

这些问题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需要行政监管和社会参与，也需要司法制度提供有力保障。

2022年12月5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开幕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这份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法院在物种保护、遗传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责任以及环境资源专门审判体系等方面的司法实践。

放到今天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份报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18.2万件案件，意味着什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报告，2013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涉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审案件18.2万件。

报告还显示，当时全国法院累计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或组织2426个，并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等方式，持续完善环境资源审判规则。

这些数据反映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并非只存在于国际会议、国家规划或生态宣传中，它也进入了具体的司法程序。

案件可能涉及野生动物非法捕猎与交易、森林和湿地破坏、非法捕捞、外来物种风险，以及生态环境损害和修复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18.2万件是报告发布时所统计的2013年以来涉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审案件数量，并非当前累计数量，也不代表所有案件均属于同一种违法行为。

它的意义在于说明：司法保护覆盖了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多个领域，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实践基础。

二、司法保护的第一个变化：从事后追责走向风险预防

在传统认识中，司法通常是在违法行为发生、损害结果出现之后介入。

但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一个特殊难题：有些生态损害一旦发生，就很难恢复。

濒危物种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可能影响其繁殖和种群延续；重要生态区域被人为改变，也可能导致难以逆转的生态后果。

因此，对于符合相关法律条件的案件，预防性司法具有特殊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提到的“绿孔雀保护案”，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云南相关案件中，司法机关面对建设工程可能对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的风险，依法采取措施，及时叫停相关工程建设。

这类案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司法保护不必一概等到生态损害完全发生后才考虑救济。

对于具有重大现实风险的生态损害，法律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具备相应证据的情况下，通过预防性措施阻止风险继续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存在环境争议的项目都应当被叫停。法院仍然需要依据具体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和风险程度作出判断。

但其制度价值十分明确：当生态损害可能重大且难以逆转时，及时预防可能比事后赔偿更有意义。

图2 栖息地的风险，往往比物种本身更早发出警报。

三、第二个变化：从处罚行为人走向追究生态责任

假设有人非法捕捞一批鱼类，或者破坏了某处湿地。

如果法律只关注行为人是否受到处罚，而不考虑野生动物种群、食物链和生态功能受到的损害，保护就可能是不完整的。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报告强调，应当坚持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原则，并依法落实生态修复和赔偿责任。

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案件可能不仅涉及刑事责任，还可能涉及民事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或者公益诉讼中的修复责任。

报告所总结的司法实践，还涉及对故意侵害生物多样性行为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等制度。

具体责任如何确定，仍需要根据案件事实、损害性质、因果关系和适用法律综合判断，不能简单理解为所有破坏生态的行为都适用同一赔偿标准。

司法保护的目标，也不应仅仅是让违法者付出代价。

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允许且科学上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恢复受损生态功能，并防止同类损害再次发生。

四、第三个变化：从单一物种保护走向生态系统整体保护

生物多样性不仅包括物种多样性，也包括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一条河流的生态价值，不只在于其中某一种鱼类；一片湿地的价值，也不只在于某一种鸟类。

水体、土壤、植被、微生物以及不同动物之间形成的生态联系，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将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划分为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等领域，并特别涉及森林、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这意味着，司法判断不能只停留在某个物种是否受到直接损害，还需要根据案件情况关注栖息环境、生态功能和系统性影响。

例如，在湿地保护案件中，司法保护可能涉及非法占用、破坏生境、非法狩猎以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问题。

在森林保护案件中，除追究违法行为责任外，还需要关注修复方案是否合理、是否具备执行条件，以及能否实现预期的生态效果。

这也是生态环境司法区别于一般财产损害纠纷的重要特点之一。

图3 生物多样性的内涵，不止于看得见的物种。

五、第四个变化：修复生态，不能只看形式

生态修复是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重要环节。

但修复并不是简单地完成某项表面任务。

种植树木，不一定意味着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恢复；放流鱼类，也不一定意味着水生生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

不同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修复方式需要考虑生态条件、受损程度和长期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总结了多种恢复性司法实践，包括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技术改造抵扣和认购碳汇等方式。

这些措施为不同案件提供了多样化的修复选择，但其适用需要结合具体案件和法律规定，不能机械套用。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执行的目标正在从单纯确定责任，进一步延伸到如何落实修复措施。

在具体案件中，修复方案是否科学、实施过程能否监督、修复结果如何评估，都会影响最终成效。

生态修复不是案件结束后的附属环节，而是检验生态司法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部分。

六、第五个变化：环境资源审判逐步走向专业化

生物多样性案件通常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某种植物是否属于重点保护对象、某项建设活动是否可能影响特定物种、生态损害如何评估、修复措施是否可行，都可能需要专业技术支持。

因此，环境资源审判不仅需要法律判断，也需要科学证据、专业评估和有效的执行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介绍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的实践，以及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

这些安排有助于加强不同类型案件之间的协调，推动审判经验积累，并更好回应生态系统跨越行政区域的现实特点。

报告还总结了法院与行政机关、科研机构和其他相关主体开展协作的实践。

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非司法机关单独完成的任务。案件办理、专业鉴定、生态修复和长期监管，需要多个主体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形成合力。

七、从中国司法实践看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还专门论述了国际环境司法合作。

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并推动形成《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也是报告关注的国际合作内容。

从国际治理角度看，司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具体案件说明法律原则如何适用于真实的生态损害和风险。

第二，通过责任认定、预防性措施与修复机制，为国内制度建设提供实践经验。

第三，通过国际交流，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围绕环境司法、生态修复和全球环境治理开展经验互鉴。

当然，各国法律制度、司法权限和程序规则并不相同。中国司法实践可以为国际讨论提供案例与经验，但具体制度仍需要结合各国法律框架和治理条件加以理解。

八、这份报告今天仍值得关注的原因

2026年，COP17正在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进展开展首次全球集体审查。

国际社会关注的不仅是目标是否足够明确，也包括这些目标如何通过国内法律、监管制度、资金安排和实际行动得到落实。

从这一角度看，司法保护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国际公约和全球框架提出共同方向，国内法律建立行为规则，行政部门承担监管职责，司法机关则通过依法审判、责任追究和救济机制，为保护要求提供制度保障。

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可以解决所有生态问题。

但如果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和救济机制，保护目标就可能停留在纸面；如果缺乏预防和修复，处罚也未必能够充分回应生态损害。

因此，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价值，在于把抽象的生态保护要求转化为可以依法判断、执行和监督的具体机制。

结语：让每一次司法裁判，都更接近自然保护的真实目标

一份司法报告的价值，不仅在于列出多少案件、制定多少规则，更在于它能否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究竟如何介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绿孔雀栖息地保护，到森林、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从预防性措施，到生态损害赔偿与恢复性司法，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实践展示了多个层次的制度探索。

未来，仍需要不断提升专业判断能力、修复措施的科学性、跨部门协作效率和执行监督水平。

因为保护自然，不能只停留在发现问题之后。

它还意味着尽可能提前防止损害，依法追究应承担的责任，并为受损的生态系统争取恢复的机会。

当法律真正关注自然的长期价值，司法保护才有可能从惩罚破坏行为，进一步走向守护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