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一份份封存的同步讯问录音录像，留存下案件办理时的原始片段。一位曾经恪尽职守的领导干部，历经十二载漫漫申诉。多份官方文书已经指出案件办理过程存在诸多瑕疵，原审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发回重审，然而纠错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干净，从来不该成为一个人的 “罪名”。

赵恩亭，抗美援朝老兵之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省劳动模范。从事财政国资管理工作数十年，手握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双专业资质，经手管理数以百亿计的国有资产。

据当事人回忆，纪检、审计部门前后多次对其开展核查，翻查长达十五年的工作账目，均没有查实个人经济问题。可就是这样一名经多轮核查过关的干部，本案办案流程出现先抓人、后搜集证据的程序倒置情况，在没有扎实犯罪线索支撑的前提下，他的人身自由被率先剥夺，之后才一步步去寻找可以定罪的材料，最终身陷刑事诉讼，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案件的原始同步讯问录音录像，留存下当年办案过程当中诸多耐人寻味的对话与场景。 录像片段记录，在尚未搜集到充分证据的情形下，当事人人身自由便已经被限制。办案人员在讯问中直言：“找不到证据我先不动你，找到证据我再动你。” 直白印证了先控制人身，再去补齐证据的办案逻辑。案件启动，并非源于现成的犯罪举报线索，而是受外部信访、领导态度等因素裹挟，先锁定对象，再去拼凑定罪事实。

讯问录音当中还出现这样的表述，办案人员直接框定罪名范围：滥用职权、挪用公款、抽逃、失职渎职，一个行为可以往多项罪名上靠拢。相当于先预设要追究的罪名，再回头去寻找对应的事实材料。侦查本应是由事实推导结论，而在本案当事人的视角里，办案的逻辑变成了先画好靶子，再四处寻找箭矢。

更令人唏嘘的是，录像记录下办案人员谈及个人职务晋升、下属岗位安排，将案件办理和仕途得失牵扯在一起。讯问室内，甚至出现向被讯问人员索要财物的言语，这些内容都完整保存在光盘音视频资料之中。彼时的反贪局相关负责人李某，后续也因本案相关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取消检察官员额；原检察长赵某，因徇私枉法、受贿，被法院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

漫长的审讯过程，同样被镜头完整记录。当事人自述，曾经遭遇累计 73 小时不间断熬审，单次讯问长达 25 小时。低温环境之下长时间羁押，九个小时仅仅提供一根分量极轻的火腿肠，饮水、进食得不到保障。言语威胁也多次出现，把家人、亲属的处境拿来施压，以拘留亲属、追究家人责任作为筹码。当事人精神几度濒临崩溃，甚至产生放弃生命的念头，后续身体遭受重创，经历开腹大手术，医生称再晚就医就会危及生命。

案卷材料还反映出取证环节的多处异常：部分讯问、询问笔录，是由不具备检察官办案身份的法警完成签字制作，累计多达 58 份；不少笔录存在事后改动、补签的争议，办案人员预先写好内容，再让当事人签字确认，当事人提出修改，又被当场改回，对当事人有利的陈述大量没有被记入笔录。

全案一共形成 56 盘同步讯问录音录像。一审阶段只移交了其中 10 盘复制光盘，剩余大部分原始光盘没有随案移送。直到重审庭前会议阶段，才补交其余光盘，可辩方核对后发现，大量光盘存在黑屏、消音、时间错位、音画和书面笔录对不上的问题，其中还混杂了其他案件的光盘材料。办案机关本应完整移交全部录音录像，录像正是检验取证是否合法最直接的凭证，大量光盘出现异常，也成为辩方最大的质疑点。

取证的手段不只针对当事人本人。证人白某的经历同样引人深思：办案人员在录像中直言，要先把人刑事拘留，通过羁押的压力获取证言。时间线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先行拘留证人，拿到指证笔录之后，立刻办理取保候审，之后案件予以撤案。刑事拘留本是打击犯罪的强制措施，却被当作获取证言的工具。

当事人自始至终坚持零口供，国内刑法学界数位专家看过全部卷宗材料之后，出具专业论证意见，认为本案应当作出无罪的结论。但这些意见，没能阻止当年有罪判决的下达。

转机出现在多年之后。 黄骅市人民检察院 2022 年 9 月 6 日向政法委提交专项核查报告，承认案件侦查、起诉阶段存在八大方面合计 25 项问题，建议有权机关重新审理。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历经三年多复查、两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的公开听证，审判委员会反复研判，最终作出再审裁定：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撤销一审、二审全部判决，将案件发回黄骅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至此，从纪委的处分决定、办案机关自查报告，再到上级法院的再审裁定，多份加盖公章的官方文书，都指向本案办案过程存在严重瑕疵。多名当年参与办案的人员，也已经被判刑或者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所有人都以为，发回重审，就是纠错的开始。十二年煎熬，总算等到一扇希望的窗口。

可进入重审阶段，四次庭前会议，又让这份期待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 辩方提交近 200 份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把录音录像、笔录异常、光盘缺失篡改等全部疑点摆到法庭面前。控方则认为很多问题仅仅属于证据瑕疵，可以作出合理解释继续采信，并且提出可以沿用原来一审起诉书的指控思路，就连二审阶段已经撤销的罪名，也有被重新提起的风险。

这里就形成一道绕不开的现实矛盾： 前任公诉人史某被纪委诫勉，核心认定就是 “未能发现侦查活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属于履职疏漏。而如今重审阶段，全部的案卷、自查报告、处分文书、再审裁定，全都完整摆在办案人员面前，不存在信息闭塞的借口。 如果当年纪委的认定是正确的，那么庭前会议就应当直面这些历史遗留的侦查取证问题，对非法证据开展实质性排查；如果全部侦查取证都合法无误，那就要重新审视当初对前任办案人员作出的纪律处分。二者无法同时成立。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讯、威胁、变相肉刑获取的言词证据必须依法排除；隐匿、剪辑关键同步录音录像，无法证实取证合法性的，对应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不足达不到起诉标准，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撤回起诉，这不是给予当事人的恩惠，而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十二年时光匆匆而过。赵恩亭的老父亲，抗美援朝老兵，当年为了儿子的清白，拖着病体到相关部门反映诉求，举着诉求旗帜在门外伫立三天，却始终没能等到一个答复，最终抱憾离世。而赵恩亭本人，牙齿脱落，满身伤病，从壮年熬到六十七岁的暮年。

他没有索要额外的补偿，只期盼一场公正的审理，期盼法庭能够认真对待全部同步录音录像，把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盼一份迟到的公正。

法治的底气，在于敢于正视过往办案当中出现的错误。有错必纠，四个字不应该只写在文件之上，更要落实到每一次证据核查，每一场庭审当中。 一个公职人员坚守原则，拒绝配合违规操作，不代表就该承受漫长的讼累。“干净” 不该成为一个人的原罪。我们期待来之不易的重审机会不会被白白消耗，期待卷宗光盘里留存的全部细节，能够被完整、客观地审查，给花甲老人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