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28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大楼前，陈毅率领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负责人进驻市府。此时，历时半个多月的上海战役已经基本结束，城市接管成为摆在面前的新任务。也正因为陈毅以首任上海市长的身份亮相，后来有人据此认为，上海战役也是由他亲自具体指挥的。
这个判断并非全无依据。陈毅当时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义上处于最高军事领导位置；战役期间发布的部分命令，也有他的署名。问题在于，军事指挥不能只看职务和落款，还要看谁在现场筹划，谁在持续下达作战指示，谁直接掌握部队行动。
上海战役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三野首长”并不集中在一个地方。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等总前委成员，主要在丹阳负责战略统筹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粟裕则率三野前线指挥机关向苏州转移，直接面对战场变化。
1949年5月7日，粟裕与参谋长张震将围攻上海的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5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当天，粟裕率指挥机关进驻苏州。5月10日，第三野战军发布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前线各部随即进入战役准备。
5月12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外围战斗比预想中更为激烈，国民党军依托永备工事顽强抵抗，解放军部队伤亡一度增加。5月16日，粟裕、张震向部队发出关于攻击永久设防阵地的战术指示，分析敌军工事特点，要求部队改变单纯硬攻的办法，综合运用火力、爆破和迂回手段。
这份指示的分量不在文字长短，而在于它直接回应了战场上的难题。部队据此调整攻击部署，攻坚行动逐渐加快。换句话说，战役不是按照一份预先写好的计划机械推进，而是由前线指挥机关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修正打法。
争议较多的，是5月21日下达的总攻击令。命令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的名义发布，陈毅和谭震林当时分别在丹阳、杭州，并未处在苏州前线指挥位置。命令的具体起草和下达，主要由粟裕、张震负责，中央军委于5月22日复电同意。
有人会问，既然命令上有陈毅署名，为什么不能说是陈毅指挥？这里需要区分两件事。署名体现的是领导关系和组织程序，未必等同于具体拟定方案、调动部队和处理战场突发情况。大型战役中，最高领导负责把方向、定原则，前线指挥机关负责把决心变成行动，这是常见的指挥体系。
陈毅并非完全没有过问战事。5月23日，他曾给有关军长打电话，要求部队“注意军政全胜，尽量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这句话非常重要，说明他关注的不只是攻下上海，还包括保护城市、减少民众伤亡和维持社会秩序。
但从军事指挥的严格含义看，这属于战略要求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指示，并不是对某一阵地如何攻击、某一兵团何时转向、某支部队怎样突破的连续控制。战役指挥需要大量细密而即时的命令，这一部分主要由粟裕、张震承担。
《粟裕军事文集》所收录的战役电报，也能说明这一点。上海战役期间，粟裕、张震与中央军委、各兵团之间保持着密集联系，相关电报同时报送总前委。5月25日一天之内，粟裕就曾针对第九兵团、第十兵团的行动连续作出三次具体指示。
有意思的是，陈毅与饶漱石直到5月25日才从丹阳乘火车抵达苏州，5月26日晚进入上海。此时，上海外围主要战斗已接近尾声，汤恩伯撤离，守军将领刘昌义开始与解放军方面接触，城市接管与和平交接成为重点。
因此，上海战役的指挥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单独主持。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负责统一领导，陈毅等人在战略、政治和接管层面发挥作用；而从战役筹划、前线部署到临机处置，具体组织指挥主要由三野前委书记粟裕与参谋长张震负责。
陈毅的功绩，更多体现在统筹全局、推动上海接管以及确立军管秩序；粟裕和张震的职责，则集中于把中央决策落实到战场。把两者混为一谈，容易忽略当时严密而分工明确的指挥体系，也难以解释那些持续不断的前线电报和作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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