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浙江宁海人，他出身一个以理学传家的世家，年少时被乡人唤作“小韩愈”，后来师从大儒宋濂，在一众门生里脱颖而出，无人能出其右。朱元璋很赏识他，曾赐绯袍腰带，还说过期待他辅佐子孙的话。建文帝即位后，遵照太祖遗命把他召进京，任翰林侍讲，很快升到文学博士，成了皇帝的老师。他为人方正，品行端肃，连敌对的阵营里，也对他敬重有加。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一路打到南京，夺了侄子的皇位。满朝旧臣，朱棣独独想留方孝孺一条命——因为他要借这个天下第一大儒的手，写一份即位诏书，来给自己的篡位镀上一层合法的光。和尚姚广孝送他出城时曾跪下叮嘱：南方有个方孝孺，素有学问操行，你要是杀了他，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

这话，朱棣是放在心上的，可他低估了方孝孺。

方孝孺被从监狱提出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让他起草诏书。他接过笔，在纸上写了八个字：“建文四年，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骂声不绝。朱棣的怒火再也压不住，命人割他的鼻子、割他的舌头，他流着血，仍然骂。最终，朱棣下令将他磔于聚宝门外，并且灭十族。

灭九族还不够，还要加上门生故吏，凑成十族。据记载，十族之内，连坐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行刑那天，朱棣命人把他的家人、亲族、门生一个个押到刑场，当着方孝孺的面杀给他看，想逼他低头。可方孝孺始终不跪。他慷慨就戮时年四十六岁；他的妻子郑氏和大儿子，先一步自尽；两个女儿被押解过秦淮河时，手挽手投河而死；母族、妻族，一家一族，都诛于刑场。他的学生廖镛、廖铭，偷偷把他的骸骨收敛，葬在聚宝门外的梅岗（今天的雨花台一带），后来也被处决。朱棣还掘了他的祖坟，前后三次抄捕。在中国的政治史上，方孝孺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诛了十族的人。

皇帝的意思，是把这一支连根拔起，让他永世不得翻案，也永远没有后代。

可历史偏偏在这件事上，跟皇帝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按当时的逻辑，被诛了十族，这一家人就该从家谱、从户籍、从一切官方记录里彻底消失。方孝孺的名字成了禁忌，他的书被禁毁，他的子孙被斩尽杀绝。帝国的权力，第一次展现出要把一个人抹去的完整流程。可是，“灭”这个字，用的是刀；而“存”这个字，靠的却是人。总有那么几个不相干的人，愿意为一个不相干的死人，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救下这根独苗的，是宁海典史魏泽。

朱棣的密诏还没传到宁海，南京城的巨变已经先一步传到魏泽耳朵里。他算得出，方氏一族要大祸临头。他只是一个典史——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官吏，可他还是做了个决定：乘着夜色，把方孝孺九岁的幼子德宗，连同方家藏在屋里的文稿，一起救出来，藏匿起来。一个官吏，冒着被诛连的风险，去救一个叛臣的儿子。这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几乎是把自己的命也搭了上去。

可魏泽救下来，未必养得活。宁海是方家的祖籍地，朝廷的搜捕随时会来。于是，这根独苗又被交给了另一个人——宁海诸生余学夔。

余学夔也是个读书人。他敬重方孝孺的气节，也暗地里不齿朱棣的篡位。他听说魏泽救了方家遗孤，便想助一臂之力。可这事绝不能明着来，于是他毁形佯狂，乞食于市，在魏泽经过的地方大声吟唱，歌中有“区区尚愿效程婴”之语——用这种方式，向魏泽表明心迹。魏泽看懂了这个“疯子”，把德宗和文稿、密信，郑重托付给了他。

余学夔带着一个九岁的孩子，先匿于海岛，靠结网换米度日，后又从宁海一路逃到松江府华亭县，找到方孝孺的门生俞允。

俞允是方孝孺的学生，上海进士，家居不仕。他收下老师的遗孤，又惊又喜。为了不让人起疑，他让这孩子冒姓俞，对外说是收育为子，又把自己家的养女许配给他。一个堂堂大儒的亲生儿子，就这样隐姓埋名，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村落里，成了一个倒插门的女婿。

后来，这一支又辗转改姓余，在上海奉贤、南汇一带扎下了根。他们守着这个秘密，一代传一代，提心吊胆地活着。

他们的处境，从后来南汇方氏的堂号和家谣里，还能看出端倪。方家的堂号叫“有成堂”，匾上刻着四句大意——“正道多助仍有后，匿苗渐壮亦成材”。家谣里则唱道：“燕王发靖难，非命雨花坟。车裂灭十族，无辜遭杀身。匿留余德宗，祖根香火萌。”一个被灭十族的家族，竟要靠这样一首家谣，把“我们其实还有后”这件事，悄悄传给每一代人。

皇帝可以杀尽方氏一族，却管不住一张张不肯闭嘴的嘴，也管不住一段段不肯断绝的香火。

这一隐，就是几十年。

直到朱棣去世，明仁宗朱高炽即位，态度才松了。仁宗亲自为方孝孺说了话：“方孝孺辈皆忠臣。”虽然只是口头认可，但对方家遗孤来说，是漫长的黑夜终于透进了一丝光。到了万历年间，朝廷对方家的追查早已名存实亡。万历十三年（1585），朝廷明令放宽，允许查证方氏子孙、落实复姓。八世孙余采，也就是方孝孺的第八代后人，拖着老迈的身躯，和他的堂弟一起，四处奔走，为方孝孺伸冤、著书，争取让后人恢复方姓。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任南京提学御史的杨廷筠，认定余氏一支确系方孝孺嫡传、且已繁衍至两百多人，允许他们复姓方氏。

两百年了。从九岁被救出的孩子算起，方家已经隐姓埋名了整整两百年，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姓回那个几乎要了他们命的“方”字。

到了天启二年（1622），方孝孺十世孙方忠奕入京参加贡生考试，索性上书明熹宗，正式为方孝孺请求恢复名誉。这一次，朝廷彻底松了口，熹宗下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一个被诛了十族的人，两百年后，被他的后代从历史的尘埃里重新抬了出来，平反昭雪。

有意思的是，上海这一支，并不是唯一活下来的。历史像是要给这场惨烈的屠杀留一个说法的余地，让方氏的骨血，在好几处隐秘的角落里，各自存续。在湖北郧西，有族人方荣山逃到江西，又入赘当地大户祝家，感念救命之恩，临终嘱咐子孙以“祝”为姓，“祝方一家”，两姓不得通婚；在河南，有一支改姓“何”，立下规矩，生时姓何，死后才恢复姓方；在扬州，据说还有一支改了姓“旋”——“旋”字的左边，藏着一个“方”字，右边，是一个只身逃难的人的形影。这些散落各地的方氏后人，各自编着家谱，各自守着秘密，像几粒被风吹散又悄悄落土发芽的种子。

一个被权力判了断子绝孙的家族，就这样，用最笨拙也最顽强的办法，在明朝版图的几个角落里，各自续上了香火。官方的档案里，方孝孺“无后”；民间的家谱里，方氏不绝。这就是那段历史最奇特的景观：朝廷的笔，和民间的香火，各写各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