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刑事辩护这些年，帮信罪的咨询量涨得最快。来问的人里，开公司的、做小生意的、跑运输的都有，共同点只有一个：账户被别人用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87 条之二第一款（2015-11-01 修订有效）要求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个"明知"在实务中不靠办案人员去用读心术。法律和司法解释列了几种情形，符合就推定你知道；但推定允许反证。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他知不知道"这四个字上，而在"有没有东西能证明他不知道"。

上周又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第一句是：曾律师，我哥说他真不知道那张卡被拿去干什么，为什么检察院就是不信？

这个问题我听过太多遍。今天借一个真实的案子说清楚。

"不知道"这句话，在办案机关那里默认是不被采信的。这跟偏见无关，是规则使然。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2026-01-11 发布过一起案子，我反复看了几遍。

当事人谢某，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2024 年 3 月，公司需要融资，经亲属介绍，他联系上了韩某。韩某自称是"某正规金融公司"的对接人，能办低息企业贷款。

按照要求，谢某把公司银行账户和密码给了对方。

后面的发展，做企业的朋友大概能猜到。账户被用于接收、转移诈骗资金 130 万元。2025 年 2 月，案子移送审查起诉。

我到这一步一般会跟家属说：情况不乐观。账户是他的，密码是他给的，钱从他账户过的。这三样摆出来，指向明知的线索是清楚的。

但这家检察院没有停在书面上。他们自己去查了。

办案人员做了三件事，都值得记住。

他们补充询问了证人黄某。黄某说得很清楚：是他为了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通过朋友联系上韩某的。

这一步的意义，是把"我真的是为了贷款"这个说法，从当事人一个人的嘴里，挪到了一个第三方证人那里。

接着，办案人员实地走访了这家企业，查阅了近三年财务报表、纳税记录和业务合同。查完的结论是：企业当时确有资金缺口，给账户、给 U 盾，是出于正常经营需求。

三年的账，不是一时能做出来的。

他们调取了原始报案记录、接警回执和询问笔录。记录上是这样写的：谢某发现公司账户资金出现非经营性流转后，仅 3 小时就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3 小时。

我在办案中特别看重这个数字。一个人如果心里有鬼，发现事情不对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处理痕迹，不是去派出所。3 小时这个时间差，后来成了认定他没有获利目的的关键佐证。

他们调取了三份东西：黄某与韩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贷款服务协议》、韩某出示的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结果很有意思。韩某从头到尾都在说"办理低息企业贷款"，用的是伪造的金融许可证，一次都没提过"资金转移"。而谢某在整个过程中，只做了两件事：按要求签贷款合同、邮寄公司 U 盾。核心沟通是黄某在谈，他不在场。

查到这里，三个方向都对上了。检察院的结论是：现有证据无法形成认定主观明知的完整、排他性证据链条。

2025 年 5 月，经检察委员会审议，不起诉。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容易让人误以为"说不知道就能出来"。不是的。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 2024-04-1-257-001，杨某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法院（2024）晋1181刑初73号刑事判决，2024-04-19。

这个人也是办贷款，也是把账户交出去。判了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五千元。

裁判要旨里写得很直白：

行为人在知道办理贷款的方式违规、办理人员可能系违法犯罪分子的情况下，仍然主动联系他人，办理新的通讯设备并前往异地办理贷款，不仅未支付办理贷款时的合理费用反而由他人报销路费、食宿费，后又将办理的银行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的，依法认定为第 287 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我读这段的时候，注意到法院单独摘出了几个动作：知道方式违规还是主动联系、办新手机号、跑异地、路费食宿由对方报销。

这四个动作合起来说明一件事：他知道这事不正常，而且继续做了。

跟他比，谢某案差在哪？

· 谢某是因赌博造成的经济窘迫去办贷款吗？不是，企业有真实缺口。

· 谢某去办新手机号、跨省办执照了吗？没有，用的是公司既有账户。

· 谢某让对方报销路费和食宿了吗？没有，一分未得。

· 谢某主动联系对方、深入沟通了吗？没有，他在信息链条的下游。

同样是"为了办贷款把账户交出去"，这四处的差别，就是采信与不采信的分水岭。

法释〔2019〕15号第十一条列了七种：

1. 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2. 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3. 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4. 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5. 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6.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7. 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七种之后还有一句：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这句话是全部辩护工作的落点。推定不是拟制，推定可以被推翻。

法发〔2025〕12号第六条补充了"情节严重"的标准，常见的有：本人三个以上账户流入 30 万元、非本人或单位账户流入 30 万元、电话卡物联网卡 20 张以上。用这些标准之前，得先查证上游行为达到犯罪程度。

法发〔2025〕12号第二条定了调：对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对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依法从严惩处。

谢某这种"为办贷款被骗走账户"的末端人员，落在从宽这一侧。

刑事案件的家属最关心的往往是"判多久"。帮信罪的答案不算难看：刑法第 287 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但账不能这么算。

第一笔，定性账。如果这个行为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量刑档就完全变了，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同一批事实，两种定性，中间差的是十几年。所以第一场仗在定性，不在量刑。

第二笔，数额账。账户流水是滚动的，进多少出多少都可能被计入。如果把公司正常经营往来和涉案资金混在一起算，涉案金额会被放大。分开梳，这一笔就能减下来。

第三笔，时间账。人从被采取强制措施到判决，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这段时间企业怎么办、员工工资怎么发、合同怎么履行，都是真问题。能在审查起诉阶段解决的，不要拖到审判。

这三笔账我在会见时都会跟家属讲。讲完家属通常会问同一个问题：那现在该做什么。

答案就在下面三条动作里。

贷款合同、聊天记录、对接人的身份材料、公司当时的财务报表和纳税记录，能证明合法事由的全部留存。

这类案子争的是主观明知。客观材料的分量，比口供重得多。谢某案里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份伪造的金融许可证复印件和三年的财报。

谢某案里那个 3 小时，是最终不起诉的重要佐证。

我的经验是，拖得越久，"不知情"就越单薄。等办案人员找上门再解释，说服力已经打了折扣。

经营性流转和非经营性流转分开。这件事对办案机关是省时间，对当事人是省钱：把公司正常往来从涉案金额里摘出去，数额下来，量刑档次也跟着下来。

这句话在讯问阶段常说。但帮信罪追究的不是"谁操作了账户"，是"谁提供了帮助"。账户、密码、U 盾是你给的，帮助行为就完成了。至于钱怎么转、转给谁，是对方在做。

所以辩解方向不能停在"不是我转的钱"。得往后走一步：我为什么要给。

没获利是重要的一环，但远不到全部。谢某案里，"未获利"只是三个维度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是有没有真实事由、有没有参与核心沟通。三个缺一个都不成立。

我见过一些当事人的辩解只强调"我一分钱没拿"，其他什么都说不出来。这种辩解在检察官那里分量有限，因为它解释不了"那你为什么把账户交出去"。

这是最危险的一种。事后补签的协议、事后整理的聊天记录、事后统一的说法，一旦被发现，前面所有的真实材料都会被打上问号。

推定的推翻靠的是真实、当时形成的材料。加工过的材料不但没用，还会反过来证明当事人心里清楚。

"不知情"要由三样东西撑着：有没有合法事由，有没有从中拿钱，有没有参与实质沟通。

三样都有材料撑，这句辩解就有分量。

曾杰律师 湖南真泽律师事务所主任 湖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长沙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免责声明：本文为法律实务交流，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不承诺任何案件结果。文中案例均为公开发布的生效裁判与指导案例，当事人信息均已作脱敏处理，不评价个案办案机关与办案人员。个案情况差异很大，请以承办律师的当面分析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