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临安大理寺狱中，岳飞、岳云父子和部将张宪被关押。朝廷摆出的罪名，是“谋反”和“逗留不进”。可案卷里始终缺少能够坐实罪名的证据，主审官何铸审阅之后，甚至认为岳飞无罪。

何铸没有顺着秦桧的意思办案，秦桧便让万俟卨接手。岳飞面对审讯，只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不是普通的申辩，而是对这桩案件性质的判断：罪名可以强加，事实却无法被完全抹去。

岳飞之死，不能只归结于秦桧一个人。宋高宗赵构担心武将拥兵，也担心迎回徽钦二帝后自己的皇位受到影响；秦桧则把议和、削弱武将和打击主战派连在一起。绍兴和议前后，岳飞被解除兵权，韩世忠、张俊等将领也相继离开军政核心。

岳飞被捕后，韩世曾当面追问秦桧：“岳飞究竟犯了什么罪？”秦桧只说“其事体莫须有”。这句话本意接近“或许有吧”，并非明确罪证，却恰好暴露出案件的空洞。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在临安大理寺狱中遇害，岳云、张宪也被处死。

秦桧是这场冤案的主要推动者。他早年曾在靖康之变中被金人掳走，后来返回南宋。关于他如何脱身，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后世也有许多猜测，但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他是金国派回的内应。能够确定的是，他回朝后积极主持和议，并逐步成为赵构最倚重的宰相。

秦桧厉害之处，不只是主张议和，而是能够把皇帝的疑惧变成朝廷政策。他先协助收回武将兵权，再利用御史、台谏和司法机构制造舆论。岳飞一案中，诬告、罗织和逼供彼此配合，最终让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无法自辩。

秦桧晚年权势极重，朝廷内外多有依附者。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试图让儿子秦熺接替相位。秦熺借党羽上书探问此事，赵构却没有答应。秦桧病重时，赵构前去探视，秦熺又问谁将接任宰相，赵构只冷冷回答：“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这句话意味着秦氏父子的权力已经走到尽头。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也就是1155年病逝。秦熺随后失势，秦氏党羽受到清理。赵构在世时并没有立即为岳飞完全平反，但孝宗即位后，于隆兴元年，即1163年，下诏恢复岳飞名誉，秦桧也被定性为误国害忠之臣。

张俊的结局，比秦桧复杂得多。他出身军伍，早年参加对西夏作战，又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不断领兵。建炎元年，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时，张俊已是重要武将。后来他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中兴四将”，确实有战功，也曾参与抗金。

问题在于，张俊没有守住武将应有的底线。绍兴十一年，秦桧推动收缴岳飞兵权，张俊不仅没有为岳飞辩护，反而参与其中，并在案件形成过程中提供支持。一个曾经靠战场立身的人，转而借助政治斗争巩固自身地位，结局注定难逃后世非议。

岳飞死后，张俊被授予高位，享受厚待。绍兴二十三年，即1153年，他被封为清河郡王；绍兴二十四年，张俊病逝，终年不详，朝廷追封循王，谥号“忠烈”。这个谥号属于当时政治评价，并不能抹去他参与迫害岳飞的事实。

孝宗北伐时，张俊并未重新出山。后世在杭州岳飞墓前设置张俊跪像，表达的是民间和历史舆论对其行为的否定。跪像不是宋代朝廷对张俊的处罚，却比一纸封号更能说明后人如何看待他的选择。

万俟卨则是案件中直接操持审讯的人物。他曾任监察御史，依附秦桧，屡次上章攻击岳飞。何铸不肯按照秦桧意图定罪后，万俟卨被调来主审，负责把“谋反”罪名拼接到岳飞身上。

岳飞入狱期间，万俟卨没有找到真正的谋反证据，只能从军中旧事、部将关系和所谓“逗留”上做文章。绍兴十一年以后，他升任参知政事，成为秦桧集团的重要成员。可权力集团内部并不牢固，万俟卨后来与秦桧产生矛盾，被逐渐排挤，曾被贬往归州。

秦桧死后，万俟卨重新得到起用，担任尚书右仆射等职。绍兴二十六年，即1156年，宋高宗又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万俟卨死于绍兴二十七年，即1157年，朝廷给过他“忠靖”的谥号。孝宗朝为岳飞平反后，这种旧有评价失去意义，他的跪像也被置于岳飞墓前。

罗汝辑，史籍通常作“罗汝楫”，在这场案件中官职和影响不如秦桧、万俟卨显赫，却曾上书攻击岳飞，站在了构陷忠良的一边。他后来担任吏部尚书等职，仕途并未因岳飞遇害而立即中断，反而一度获得升迁。

罗汝楫曾处理过一些案件，也试图以办事干练来维持自己的官声。但官场上的清名，无法覆盖他在岳飞案中的角色。后人将他的跪像同秦桧、张俊、万俟卨并列安置，并非因为四人的权力相同，而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环节共同促成了这场冤案。

四人的生前结局并不完全相同：秦桧病死后家族败落，张俊受封而死，万俟卨晚年复起后又失势，罗汝楫也没有遭受与罪行相称的刑罚。真正固定下来的，是他们在岳飞案中的历史位置。朝廷的封号会改变，官职会升降，案卷上的名字却始终与绍兴十一年的那场狱案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