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0月30日，以色列议会选举计票结束，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阵营获得53席，以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为代表的反对派阵营获得48席，阿拉伯裔政党合计获得19席。尽管内塔尼亚胡阵营仍然保持席位领先，但三个政治板块均未达到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门槛。此次选举投票率达到77.9%，创下1999年以来新高，却没有产生能够独立执政的政治力量。按照安排，新一届议会将于11月10日宣誓就职，接下来的组阁谈判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选票已经清点完毕，真正决定以色列政治走向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需要注意的是，计票完成不等于选举结果已经完成全部认证程序，正式结果还需按程序提交总统。

这次选举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内塔尼亚胡虽然保住了执政阵营的相对领先地位，却明显失去了此前依赖的议会优势。上一届议会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一度拥有68个席位，如今降至53席，减少15席。对于长期主导以色列政坛的内塔尼亚胡而言，这意味着其传统政治联盟的动员能力和议会控制力受到明显削弱。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及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之后，安全政策、政府危机处置能力、战争责任以及战后安排，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无法回避的政治议题。

选民对现政府的评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也涉及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经济负担和政治责任等现实问题。内塔尼亚胡阵营仍然拥有最多席位，说明其政治基础并未消失；但席位明显减少，也说明相当一部分选民希望改变现有政治格局。此次选举呈现的并非简单的执政党失利，而是以色列社会在安全诉求与政治变革之间仍然存在深刻分歧。

77.9%的投票率同样值得重视。高投票率通常意味着选民参与意愿增强，但并不必然转化为某一政治阵营的明确授权。以色列实行比例代表制，政党获得的议席取决于选票分布，多个政党进入议会后，需要通过联合组阁形成政府。在这种制度下，选举结果不仅决定谁获得更多选票，也决定哪些政党能够在选后谈判中形成足够稳定的议会联盟。此次选举中，内塔尼亚胡阵营53席，反对派阵营48席，阿拉伯政党19席，三方力量分布使任何一方都难以绕开其他政治力量单独执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阿拉伯政党的席位从上一届的10席增加至19席，接近翻倍，成为本届议会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一变化既体现出阿拉伯裔选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说明以色列国内政治结构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变化。过去，阿拉伯政党更多处于主流执政联盟之外，如今其议会席位已经足以影响政府组建和重要议案表决。问题在于，席位上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政治认同和合作条件已经成熟。

从议席计算看，反对派阵营与阿拉伯政党合计拥有67席，理论上已经具备超过61席多数门槛的条件。如果能够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内塔尼亚胡就可能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然而，政治联盟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加法。反对派内部既有中间派，也有右翼和左翼力量，各党在国家安全、巴勒斯坦问题、宗教政策以及军事义务等方面存在不同主张。

更为复杂的是，埃森科特阵营中的多个主要政党此前曾对与阿拉伯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持反对态度，部分右翼政治人物也不愿接受依靠阿拉伯政党支持组阁的安排。即使各方都希望结束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局面，也不意味着能够在政策和权力分配上达成一致。对埃森科特而言，真正的难题不是如何凑足67席，而是如何让这些席位背后的不同政治力量接受同一套执政方案。倘若为了实现政权更替而仓促组建缺乏共同政策基础的联盟，新政府也可能在成立后迅速陷入内部争执。

内塔尼亚胡并非完全没有继续执政的机会。其阵营距离61席还差8席，理论上可以通过争取反对派个别议员倒戈、吸纳其他政党或推动跨阵营合作补足席位。另一个可能方向是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让部分反对派力量加入现有执政阵营。不过，这同样需要付出较高的政治代价。埃森科特此前多次表示不愿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中任职，其阵营也将政府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中的安全责任、民主制度以及内塔尼亚胡面临的腐败案件列为重要争议。反对派若在选后转而与内塔尼亚胡合作，不仅需要解释竞选承诺为何改变，还可能面临选民对政治立场反复的质疑。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若要争取反对派支持，也可能不得不调整与极右翼及极端正统派政党的既有合作关系。双方都需要让渡部分政治利益，但谁愿意率先作出让步，目前仍不明朗。

选举结束后出现的舞弊争议，又为本已复杂的组阁进程增加了新的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及其所属利库德集团对阿拉伯政党的选举表现提出质疑，声称选举可能受到外部干预，甚至使用“选举被窃取”等表述。阿拉伯政党领导人对此予以驳斥，反对派则指责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质疑选举结果，削弱阿拉伯裔选民的政治参与合法性。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随后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支持系统性破坏选举公正性的指控，相关调查也不影响计票结果提交总统。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调查是否存在个别外部干预，与选举是否整体失去公信力，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尚未证实的个别线索不能被扩大为对整个选民群体的指责，更不能成为否定正常选举程序的依据。如果政治人物在失去多数支持后，将争议焦点转向选举合法性，社会矛盾就可能从政党竞争进一步延伸至不同族群之间，增加国内政治对立。对一个长期处于地区安全压力之下的国家而言，选举争议能否在制度框架内得到妥善处理，同样关系到政府未来的社会基础。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以色列当前面临的政治困境，并不是更换一位总理就能够解决的。无论最终由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还是由埃森科特领导反对派组建新政府，都必须面对加沙局势、地区安全、战后责任调查、军队征兵制度以及国内经济压力等一系列难题。尤其是极端正统派群体的兵役豁免问题，已经成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重要分歧。传统右翼政党希望维持与宗教政党的合作关系，部分中间派和世俗力量则要求重新调整兵役义务分配。这类问题直接涉及国家资源配置、社会公平和执政联盟稳定，很难通过简单的席位交换解决。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长期面临的腐败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其政治前途与个人法律处境也持续受到关注。选举结果不仅改变了议会席位分布，也使这些原本被执政联盟内部关系暂时掩盖的问题重新进入政治谈判中心。

如果各方无法在规定程序内形成稳定政府，以色列并不排除再次举行大选的可能。2019年至2022年间，以色列曾在短短三年半内举行五次议会选举，反复选举并未立即消除政治阵营之间的分歧，反而使政府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次若再次陷入类似循环，现政府可能以看守政府身份继续履职，重大政策决策和长期改革则可能受到牵制。对于当前仍面临复杂地区安全环境的以色列而言，政治僵局带来的影响不会局限于议会内部，还可能波及外交谈判、军事政策、经济预期以及与美国等主要伙伴的政策协调。

这场选举真正揭示的，是以色列社会已经能够通过投票表达对现有政治格局的不满，却尚未形成一套能够替代现有执政联盟的共同政治方案。内塔尼亚胡失去了多数，却没有失去全部政治基础；反对派获得了改变政局的席位条件，却还没有解决内部合作的障碍；阿拉伯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议会影响力，却仍面临融入主流政治联盟的现实限制。选票可以改变议会席位，组阁谈判却必须回答更困难的问题：不同政治力量究竟能否在安全、社会和国家发展方向上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11月10日新议会即将宣誓就职，真正决定以色列下一阶段走向的，不只是总理职位最终由谁获得，更是这个国家能否走出长期政治对立与反复选举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