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博代先生说过：“竞争是商业的灵魂，而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文学批评和文学本身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学批评的争论，文学就失去了灵魂。

韩愈曾经为人写墓志铭，收润笔费，实际写了很多谀墓之词，被后人诟病。戈蒂耶曾经把那些职业的批评家称作“文学太监”，龚古尔兄弟说他们“专为死人唱赞歌”，德·里尔则把他们比作“未枯先落”的树叶，脱离了“艺术和文学的所有枝条”。只是写赞美的文章，批评家就会失去正确的标准，或者说失去公平与公正的原则。职业的批评任务是建立一个观念的、联系的、智力的世界。批评家在艺术品中寻求的是清晰的观念，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只赞美不批评。文学作品发表出来之后，会引发一定的争论，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是好作品。如果文学作品发表之后反响平平，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平庸之作。有争论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很可能会激发批评家的批评欲望，做多个角度的解读，做多方面的思考。如果一部作品能引发社会舆论反响，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好作品，甚至可以流传千百年。毕竟作品能够反映时代的精神，能够反映时代发展中人们的心态。如果只是寻求一种赞美的声调，那么作品很可能会走向死亡。毕竟很多人不愿意看赞美的话，愿意看看作品本身存在着哪些缺陷，或者说愿意看看作者的指向到底在哪里。即便不能获得确切的指向，也可以通过争论的方式猜测一下。历史上的雨果、波德莱尔、艾伦·金斯堡等作家或诗人写出作品以后，曾经引发广泛的社会舆论反响，甚至形成某种文学流派。

如果批评家对他们的作品一味叫好，那么他们的作品就很可能出现问题，或者说没有存在争议的作品很有可能出现图解政策的意义，或者说很有可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符合庸俗人的心态发展，当然就变得庸俗了。有争议的作品不会这样，不管是在事情的意义，还是在人物形象的意义方面，都有着不同凡响的描述，或者说让读者感受到了不一样，和以前的阅读验不一样。当然作家和诗人并不只是求新求奇求怪，而是要表述不一样的思想，表述不一样的故事，传达不一样的情感。这个时候文学作品就需要争论，需要文艺方面的争鸣。不仅有批评家在批评，而且有读者在说三道四。这个时候作家千万不能回应，一旦回应， 就很可能加入争论的战团。客观地说，作家发表作品之后，作品就不属于作家了，只属于读者。批评家也是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很有可能挑刺儿。当批评家批评作品的时候，就有可能指出作品的缺点和毛病，有可能说的对，也有可能说的不对。作家看到这些批评文章，认为对的就接受，认为不对的就一笑了之。作家再次创作的时候，会受到批评家的影响，认为批评家说的对的观点就要接受。在创作的过程中加以借鉴，而不能按照以前的套路来，不然就会写出平庸之作。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不断进步，倘若出现了退步，或者说所有的作品水平都一样，那么作家就没必要创作了。批评家的批评本身就是争鸣的一种做法，有可能一个批评家批评一部作品，也有可能多个批评家批评一部作品。有的批评家从正面立论，有的批评家从反面立论，甚至批评家阵营出现了分化。正面立论的和反面立论形成对立，在文学刊物上互相评价，互相争论，甚至互相谩骂。

文学在争论中才能进步，或者说争论才是文学的灵魂。倘若作家只是歌功颂德，歌颂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还创作很多人物形象来歌功颂德，或者说图解政策，弄的作品总是那么生硬死板，或者说弄成了模式化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低劣之作。即便权力系统宣扬这样的作品，资本助推这样的作品，也只是喧闹一时，并不会流传久远。也就是说，一边倒的说好的作品，很有可能只是喧哗一时，而有争论的作品，很可能流传久远，或者说吸引很多人观看。可是审核机关并不会轻易放过有争论的作品，总是要作者剔除作品中的毛刺儿，不要作者带着批判的锋芒，也不要作者指桑骂槐。作者修改之后，作品就不具有争议性了，而是变得平庸，甚至没人喜欢看。如果审核方面适当放宽，让作家自由创作，想怎么写就怎样写，那么优秀的作品将会层出不穷，甚至一部分作品将会获得国际诺贝尔文学奖。先锋派活跃的时代，社会思想比较开放，很多文学领域的争论此起彼伏。先锋派作品发表之后，很多批评家都在批评，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说又好又坏的，吸引读者的关注，以至于先锋派的作品卖相不错。到了现在，先锋派似乎被淘汰了，仍然有一些先锋派的老作家在写作。只不过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太多的锋芒，温吞吞的像白开水一样，好像在介绍生活经验，早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创造力。

并不是他们不能写年轻时候的作品，而是批判的锋芒被磨平，审核机关要求他们写和谐的作品，而不要求他们写带有锋芒的作品。倘若文学这样发展下去，就很可能出现大问题。或者说文学作品每年发表不少，经过市场验证以后，大部分销量不行。主要还是文学作品不吸引人，没有引发广泛的争论，没有引发社会舆论反响。以前革命时代，革命的文学曾经引发社会舆论反响，鼓舞文学青年投身革命，有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到了现在，文学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没有鼓舞人们革命的作用，甚至“革命”这个词汇早已经从主流话语系统中消失不见。文学似乎失去了历史使命。如果非要冠以历史使命。那么文学就要歌颂大好形势，歌颂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歌颂社会治安一片良好，歌颂人性的美丽，却偏偏不能鞭挞那些坏现象。文学批评不受待见了，甚至文学批评刊物倒闭。很多人不再看文学批评，只是看作品本身。读者有自己的批评原则，但形不成一定的话语系统。或者说读者失去了话语权，并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发表在文学刊物上。除非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是作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但发表的过程中仍然要顾及面子问题，顾及互相吹捧的问题，当然就不能据实来写，而是极尽吹捧之能事。文学发展了几十年，争论逐渐变少，似乎文学领域一片和谐，但并不是好事，因为产生了太多平庸之作。

有大作家借助名气圈钱，一年出一部作品，卖相不错，但偏偏没有什么创新。批评家大多会歌功颂德，不再挑刺儿，也不再针砭时弊，那么文学就变得一片和谐，缺少了争论，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灵魂。现在已经没有有争议的作品出现了，似乎验证了文学行尸走肉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