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2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邬可晶老师莅临浙江大学文学院，为文学院师生带来观通学社第190期专题讲座“古典新诠——出土、传世文献的互证”。讲座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陆骏元研究员主持，文学院王挺斌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翊助理研究员参加与谈，校内外师生四十余人前来听讲，本次报告围绕出土、传世文献互证的概念、方法、角度以及出土、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系展开，以详实的具体案例，全面介绍了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互相印证的诸面向，旨在强调二者互证、发明的重要性。

讲座伊始，邬可晶老师首先明确“古典”一词的意涵。他指出，“古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依裘锡圭先生《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之说，仅以字面理解为“上古的典籍”；广义则如闻一多《古典新义》书名中“古典”的用法，兼赅传世上古典籍和地下出土的上古文献，本讲座即取广义。随后，邬老师从文本角度系统梳理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关系。主要分作两方面：一是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为同一种书（整书或其篇章）的古本与今本；二是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不是同一种书，却有密切关系。另外，出土文献所见字形、用字方法、特殊书写形式、语词含义，也有助于校读、理解传世典籍的文句及其意涵。基于整理、考释的丰富经验，邬老师强调二者“合则两利”的关系：出土文献可帮助校正传世典籍的文字讹误、解读疑难语词，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必须充分参考传世典籍，我们对传世典籍的研究深浅直接影响出土文献的整理质量与研究水平。

随后，邬老师分别从出土文献、传世典籍两个侧面展示了二者的合证研究：

（一）出土文献的解读必须结合传世文献

A.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嘉”。甲骨文中的这个字：

这个字多用于占卜生育的场合，与生女对贞，此字当从郭沫若、方稚松等学者的意见释读为“嘉”。邬老师认为，大致在商代语言里，嘉善之“嘉”已有特指生男的用法。他结合字形分析，认为这个字象一人手持农具“力”施于地。

这个字则是为“生男为嘉”所造的专字。复援引《楚辞·天问》“玄鸟致贻，女何喜”，古人多已指出“喜”当作“嘉”，闻一多《楚辞校补》据郭沫若释甲骨文“左女右力”为“嘉”，指出《天问》“嘉”的用法正可与殷墟卜辞“左女右力”相印证。B.郭店简《成之闻之》“敬慎以肘之”的“肘”。学界有读“守”与读“道（导）”二说。邬老师论证道，“肘”声系字与“首”声系字先秦不可通谐。《论语·卫灵公》云“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与简文“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肘之”合，故此“肘”当取读“守”之说。C.马王堆帛书《称》“有义而义则不过”。整理者读“义”为“仪”，解释为“仪表”。邬老师指出，前一“义”字实当从魏启鹏说读为威仪之“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论威仪有“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则而象之”“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之辞；《诗·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典”，《大雅·文王》“仪刑文王”，朱熹谓“仪、式、刑皆法也”。据此，“有仪而仪则不过”当释为“有威仪而效法、模仿之，则没有差错”。

（二）传世文献的校读必须结合出土文献

A.《穆天子传》卷五“黄之泽”。“泽”，或本作“皋”。邬老师根据此段歌谣的押韵指出，无论作“泽”还是作“皋”，皆失韵。而战国文字中“渎”的声旁常用以下这个字（犊）充任：

三晋文字又省写作：

邬老师进而推测，先由“”讹变为“睪（泽）”再讹为“睾（皋）”。“渎”恰可入韵，“黄之渎”即“黄泽”。B.《诗·大雅·桑柔》“大风有隧”的“隧”。毛传“隧，道也”，王引之《经义述闻》读“隧风”为“遗风”，谓“遗”与“隧”古同声而通用，训为迅疾。邬老师说，“遗风”之“遗”无迅疾义，读“隧”为“遗”，与下一句的韵脚字“类”亦难相押。《庄子·天下》“若磨石之隧”的“隧”与“还”、“旋”对文，前人多训为“回”、“转”。高亨《诗经今注》已据此训《诗·桑柔》“大风有隧”之“隧”为“旋转”，可从。揆诸出土文献，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地葆》“直者为纲，术者为纪”，与“直”相对的“术”，整理者疑读为“屈”，蒋礼鸿读为“遹”，皆可商。邬老师指出，“术”“述”与“遂”习见相通之例，简文“术”当读为“隧”，“回”“转”义与“直”相对，此用法可与《诗·桑柔》、《庄子·天下》的“隧”相印证。此外，还讨论了其他古书校读的例子。

在讨论环节，与谈人王挺斌老师指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着重关注古史的考证，而裘锡圭先生《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一文注重从语文学角度进行文献校读，是论述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关系最系统、最完整的研究，邬老师今日的讲座是对裘老理念的继承与发扬；王翊老师指出，邬老师所说的出土、传世文献关系，可以分别理解为文本和语言层面关系；此外，尚有一些战国秦汉时代隶属不同篇章的出土文献，以及不同书间有相互关系的互见文献，在使用时也应重视其使用方式。诸位老师还对邬可晶老师所讨论的校读例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学院师生也积极提问，参与了讨论。

陆骏元老师总结道，本次讲座得到了学院内外各方面的广泛支持，结合了古文字、音韵学、经典文献等的综合性研究，既有方法论的抽绎，也有理论层面的思考。清代学者如高邮二王，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不能见到庞大数量的出土文献，他们多熟读传世典籍并深入考索，参以少量出土材料，虽获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也留下不少疑惑。而我们今天借助出土、传世文献的互证，正可将相关考释考证更加科学、精密化地落到实处。最后，主持人陆骏元再次感谢邬老师的演讲，以及嘉宾们精彩深入的讨论，借用马王堆帛书《称》之言，各位学者带来的启发，“有仪而仪则不过”。

浙大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