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初，北京，贺龙又一次走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两人都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同志，关系不一般，可彭真看到来人后，脸色却明显变了。他苦笑着说：“贺老总，别来了，我真要被你逼疯了。”
这句话听着像是在抱怨，背后却是一桩实实在在的难题：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体育事业要从零起步，办公地点、训练场地、住宿条件，几乎样样都缺。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后，手里有任务，却没有一套现成的家底。
当时，体育在不少人眼中还不是一项正经职业。有人认为，打球、跑步只是个人爱好，谈不上国家事业。可是贺龙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既关系人民体质，也关系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
195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代表团人数不多，项目也有限，但这次出发本身，就说明新中国开始以独立姿态走向国际体育舞台。此前，中国运动员长期缺乏系统训练，体育组织和场馆建设也十分薄弱，想改变局面，不能只靠几名优秀选手。
正因如此，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建议，成立统一的国家体育机构，并请一位有威望、有组织能力的将军主持工作。贺龙在战争年代就重视体育，曾在部队和根据地推动篮球、田径等活动，还组织过运动队。他明白，训练场上的纪律，与部队建设有相通之处。
1952年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这个任命确定后，贺龙没有把体育工作当成一项轻松差事，而是把它看成新中国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
困难很快摆到面前。
体委虽然有编制，却缺少熟悉体育业务的干部。贺龙主持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时，曾动员有专业背景的张之槐参加工作。他讲得很直白：“国家要办体育，懂行的人不能只在旁边看。”张之槐经过考虑，接受了这项任务。
人员逐渐有了，办公地点却没有着落。运动队需要训练场，队员需要集中住宿，工作人员也要有基本的办公条件。北京当时同样处在百废待兴之中，各个部门都在寻找房屋和场地，市政府手中的资源十分紧张。
贺龙只好去找彭真。
彭真先是答应设法解决，随后，北京方面为体委腾出了一些办公和住宿用房。但这些地方条件简陋，远不能满足训练队伍和机构运转的需要。贺龙没有绕弯子，又一次来到彭真那里，把实际困难一项项摆了出来。
彭真见他再次上门，便有了开头那句半真半假的埋怨。贺龙也知道北京市的压力，他没有发火，只是坐下来说明情况：“这件事拖不得，队伍等着用。”彭真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答应继续协调。
两人的交往并非始于北京。延安时期，彭真曾在中央党校工作，贺龙也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到那里学习。贺龙长期带兵，文化基础并不算深，彭真则在理论和政策方面给过他帮助。一个善于带队伍，一个熟悉党政工作，彼此之间既有战友情，也有工作上的信任。
所以，贺龙一次次找彭真，并不是故意增加北京市的负担，而是体委确实处在起步阶段。彭真说“快被逼疯了”，也不是拒绝，而是在资源紧张的现实面前感到为难。老战友之间说话直，反倒说明关系坦荡。
场地问题逐步缓解后，国家体育机构开始进入正常运转。贺龙把部队管理中的一些做法带到运动队建设中，强调训练纪律、集体意识和为国争光。他对运动员讲，参加比赛不能只为个人名次，代表的是新中国的形象。
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体育工作逐渐形成统一部署。北京陆续建设和改造一批体育场馆，射击、游泳、田径等项目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训练条件，基层体育活动也得到组织。1952年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再只是口号，而被落实到机构、队伍和场地建设之中。
那间不宽敞的办公室，见证了体委起步时的窘迫；而彭真一次次协调房屋，也让贺龙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队伍建设上。一个负责开路，一个负责搭台，体育事业就是在这样的具体争执和反复协调中，慢慢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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