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某农业公司与新加坡某航运公司、上海某船务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中，按照《公约》精神，主持双方当事人基于对等互惠原则签署《确认书》，互免双方境外文书公证认证程序义务，大幅降低涉外案件中文书跨国流转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节省中外市场主体的取证费用，有力推动涉外文书认证流转领域的制度开放。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山东某农业公司与阿联酋某公司签订胡萝卜销售合同，自中国青岛港出运，目的港为阿联酋杰贝阿里，新加坡某航运公司为承运人，上海某船务公司为其签单代理人，提单中要求温度0°C。货物抵达目的港后收货人发现货损，双方进行了联合检验。

2022年7月，新加坡某航运公司委托目的港检验公司MEHDI公司出具《检验报告》，该报告确认胡萝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芽、腐烂，胡萝卜上存在冰块，表明暴露在低于冰点的温度下，认为货损可能与装货港装箱前胡萝卜的质量较差或保质期缩短有关。2022年8月12日，阿联酋收货人委托另一目的港检验公司UNIVERSAL公司出具《检验报告》。该报告认为胡萝卜有冰沉积、腐烂、真菌等，货损是由于在航行期间没有维持规定的温度所致。庭审中，新加坡某航运公司还提交了集装箱温度记录、提单流转记录等国外形成的文件。

货损后，阿联酋收货人出具权益转让书将其所有的索赔和追偿权转让给山东某农业公司，山东某农业公司向两被告索赔货物损失13265美元。

2024年3月21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2023）鲁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向原告赔偿货物损失89821.91元及利息；二、驳回原告对第二被告上海某船务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后被告新加坡某航运公司提起上诉但未缴纳上诉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

【裁判理由】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均提交了目的港检验公司的检验报告、权益转让书、集装箱温度记录、提单流转记录等国外形成的文件，均属于私文书证。这些书证均为涉外海运纠纷必须查明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双方均负有举证义务，其真实性需通过质证检验。但本案标的物货值低，诉请标的额仅一万多美元，原被告均办理公证认证手续耗时长、费用高。故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在法庭主持下签署了互相免除对方外国私文书证公证认证义务的《确认书》，放弃对上述证据形式要件的抗辩意见，实体内容由法院进行审查。

综合分析各方提交的证据，按照优势证据规则，被告提交的《检验报告》及集装箱温度记录打印件、录屏视频等证明力不足。相比较而言，原告提交的《检验报告》及照片、视频、健康证书、植物检疫证书、产地证等证据相互佐证、互为一致，证明力更高，为优势证据。法院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对两份《检验报告》进行审查认定，判决新加坡某航运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赔偿责任。上海某船务公司系签单代理人，不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需要经公证、认证的证据包括公文书证和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无需经公证、认证的证据，指普通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证据，原则上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确定，其真实性通过质证检验即可，如要求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即能够满足形式上的要求。驻在国使领馆认证的环节既增加了程序的复杂性，也加重当事人和使领馆的工作负担。《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将先前的公证+认证环节直接简化成相关公文书+附加证明书，极大简化了诉讼中的时间成本，使诉讼流程更快更高效。

本案涉及中国出口商、新加坡船公司、阿联酋收货人，审理中涉及大量外国形成的私文书证，要求所有文书均办理公证认证手续耗时耗力，原告作为一家农产品出口企业，货物出口遭受货损损失，索赔标的额仅一万多美元，公证认证费用会远超诉讼标的额。为减轻中国出口企业诉累，结合《公约》在我国生效的背景，秉持简化成本、流程高效的《公约》原则，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商事纠纷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主持双方当事人基于对等互惠原则，试行双方共同签署《确认书》，在本案中互免双方境外文书公证认证程序义务，放弃对证据形式要件的抗辩意见，对于实体内容由法院结合案情进行审查。

本案另一焦点在于多份检验报告的采信标准。货损发生后，所有利害关系方会共同联合进行检验，但可能不会出具各方共同认可的检验报告，而是委托各自的检验机构出具结论截然不同的检验报告。此时法院不应一概否定所有检验报告的效力，而是应当根据对各检验报告内容的分析，按照优势证据制度原则进行审查认定。如果货损原因系航行期间没有维持规定的温度，承运人保管不当导致货损的可能性明显大于货物本身质量较差的可能性，尽管还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也应当允许法官根据优势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上述做法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省了双方当事人的取证费用，有效减轻诉累，最大限度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而言，此举大幅降低了涉外案件中文书跨国流转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是推进涉外私文书证流转领域制度型开放举措之一，系对《公约》在我国生效后法律适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

承办人：王爱玲

编写人：王爱玲 杨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