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信任与责任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动力来源之一。

信任是你能根据现实判断，然后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进行合理预期；而责任则是你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基于认同与归属所承担的义务。

二、

年初的时候（2025年），在曲靖市召开“两会”之前，我向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申请公民旁听，这算是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探索与尝试了。然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给我的回复是，“曲靖市人大尚未制定公民旁听人大会议的相关地方性法规”。

公民旁听人大会议是我国的宪政习惯之一，各级各地大多已经就该制度进行地方性立法，以保障当地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有问题为导向，有制度就执行，没制度就创设，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于是，我就向曲靖市人大提出了立法建议，制定公民旁听人大会议的地方性法规。

大约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市人大法工委某同志一行两人，就我的立法建议在区人大会议与我进行会商，并回复市人大常委会已经采纳了我的立法建议。

当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给曲靖市人大提公民建议了。

三、

有这样一种政治惯例，除自治区、直辖市之外，全国31个省的省委书记，同时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22年10月，王宁同志由福建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同时，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此之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悄然发力，唤醒了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能职责。2022年11月30日，就招投标领域隐性壁垒等问题，省人大常委会召开质询会议。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开展了质询工作及专题询问。2025年7月22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

学法律的人，想必都知道《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份量吧！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的。

在这位领导身上，我看到了某种事态发展的可能。

四、

2024年2月，在全市“两会”结束之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世禹主动投案。该岗位在空缺了半年之后，杨经德由大理州政法委书记升任曲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一般而言，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被称为四大班子。在市县（区）两级的四大班子中，党委的书记、政府的市（县）长，一般由外地人担任该职务，而人大常委会的主任、政协会议的主席则由本地人担任。

这样的人事安排不符合以往惯例，但对于不符合惯例的事情，却还是就这么发生了，那意味着这必然有其特定的含义。据公开资料显示，杨经德同志有深厚的法学教育背景，而正厅级干部的提拔任用，想必是要经过省委书记的首肯吧。

在其就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曲靖市人大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市级层面而言，市人大常委会相继开展了质询会议、专题询问等监督工作；就县（市、区）级层面而言，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的“人大代表之家”相继建成，进一步发挥了代表联系群众的平台载体。

五、

体制的运行以个人为载体，个人认知又影响着体制的运行，这就是关键岗位、关键领导的重要性了。

目前，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云南省各级各地人大系统的变化，特别是在人大监督、全过程民主等方面，人大系统所进行的制度性构建。在宪政框架之下，人大制度、人大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云南省人大系统的变化，其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进行制度性构建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关键领导的培养及选拔——人大主任。

在微观层面，市（县、区）级人大主任属于正（处）厅级，一般是由副厅（处）级干部晋升而来。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市县两级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更多是解决本地领导职级的途径之一，而这些领导又大多是来自行政体系。于是，在领导干部自身就会产生这种内在的冲突与困境，那就是政府的效率性思维与人大的民主性思维之间的冲突。若转任的领导干部不能及时转变这种工作思维，那必然导致人大工作的官僚化、行政化。

六、

2017年3月21日，发生在昭通的“夏玲常委事件”，无疑是市（县）人大、政协官僚化的典型案例。

时任昭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副厅）的成联远，升任昭通市政协主席（正厅）。夏玲是昭通学院的教授，民革成员，系文学艺术界的市政协委员。在这一年的市政协会议上，夏琳委员因两份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而导致成联远主席的不满意，不仅政协提案被否决、而且还失去了市政协常委的候选资格。

人大、政协的职能职责即是发挥全过程民主，巩固共产党长治久安的执政根基。若人大、政协的职能趋于官僚化、那必然也就会失去民主性功能。

七、

其实，道理也挺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但论证过程就比较繁琐了。

社会基层民主改良的微观路径，即是在制度构建已实现的前提下，关键岗位、关键领导需要转变内在的思维观念——政府效率性思维与人大（政协）民主性思维之间的冲突。

否则，新瓶装旧酒。

个体亦能迟缓机制的正常发挥。

陈浩 记于知止堂上

2025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