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压水

1953年，南京浦口区农民支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踊跃出售粮食给国家

1953年开始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战役，这个战役就是要保证城市几千万人口商品粮供应，是吃上饭的天大问题。

原来，在解放初期，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公粮）外，粮食是可以自由上市的，经营粮食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大量的私营粮商。关于粮食问题，1950年4月，毛主席在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同志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批示中写道：我们现在“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棉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而“1949年4月解放后，全市尚有私营粮商637户”，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南京曾出现过三次较大的物价波动，其主要原因出于纱布和粮食工业”，所以，只要粮食的形势一吃紧，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就越加尖锐。1952年冬的一个短时期内，大江南北的粮商就蜂涌而至，抢购豆粮。有个叫王雨农的粮商，一人就抢购50万斤。私商买走了粮食，往往抬高粮价，一般会高于市场20%至30%，城市居民很难承受得了。粮价一波动，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物价波动，这种波动如果失控，就会引起人心不安，社会动荡。

1954 年 9 月，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问题的报告》

1951年夏至1952年夏的粮食年度，国家能掌握的粮食为61%左右，后一个粮食年度仅为56%左右。就是说，约44%的粮食由私营粮商控制。1953年下半年的粮食形势相当严峻，以致规定全国供应北京、天津两大城市23亿斤粮食中的15亿斤麦子，当时只能供应10亿斤，但从7月1日到10月只卖出了5亿多斤，缺口大且外无援兵。原定由东北上调的42亿斤粮食，因为受灾，那时自认只能上调14亿斤，这个缺口不小。总之，国家掌握不了粮食，城市就闹粮荒，社会就不稳定。“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

1953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并通知华东局谭震林同志、中南局李先念同志、华北局刘澜涛同志、刘秀峰同志、西南局李井泉同志、西北局马明方同志必须参加会议。会议经过商讨研究，最后解决粮食的处理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对粮食严格控制，坚持统一管理，协调内部关系。同时，小平同志建议，（1953年）农业秋征推迟一个月开征，征与购同时进行。毛主席也赞成征粮的布置推迟一个月，认为只要征购到粮食，其它问题就好处理了。

描绘优待售粮储蓄的宣传画

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当年12月初开始，全国城乡逐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核心就是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同时，财经部门为了配合粮食征购任务，指示省银行在购粮情况紧急时，发放临时借款予以支持。1954年上半年，粮食部为调动地方粮食部门的经营积极性，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发出通知：改变由总行集中办理贷款、上贷下拨的办法，有计划地下放地方经营粮食所需资金，由当地人民银行办理。从资金上保证粮食征收，不给农民打白条。

优待售粮储蓄存单

由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区（除西藏外）分行开展一系列“农村优待售粮”储蓄存款业务及农村“优待棉粮”、“优待粮棉油料”储蓄存款。政府出台的各种惠农政策，例如利息优惠、粮棉保值、免收利息税等，使粮食征收工作从东北到云贵川陕、从内蒙到西康省和黄河两岸、东南沿海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有序展开，确保了国家对粮食的征购工作。由于“全党动员，全力以赴”，“1953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如期完成了，从1953年7月1日至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全年度内，连同农业税在内，国家共收入粮食709亿斤。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这一年度多收177.9亿斤，増长29.3%”，渡过了难关。

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所决定的，达到了毛主席所说的：“这也是要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统购统销，从1953年到1985年实行了3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统购统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1953年12月到1955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区分行统一发行的名称为“农村优待售粮”定期定额储蓄存单实物券千姿百态，已成历史，成为收藏爱好者追求的一个收藏门类，它是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第二次战役最后胜利的见证，见证了一个浓墨重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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