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北宋时期，江浙一带爆发大饥荒，灾民都买不起粮食，范仲淹却与当地官员每日享乐，并且还下令：荒年涨米价！
范仲淹自说是范蠡之后，先祖也曾经官至宰相。范仲淹年幼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他便随继父改姓朱。
后来，范仲淹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便更加发愤图强，将来用正大光明的改回自己的姓。他用朱姓中举，正是步入仕途。他有了俸禄，就将母亲接到身边抚养，然后自己归宗复姓，改回了范姓。
范仲淹因刚正不阿，官声不错。
这一年是皇祐二年的夏天，江浙干旱，连月没下过雨，好不容易刚盼来乌云，却是倾盆暴雨，田埂又被冲垮，稻谷在洪水里腐烂。
百姓颗粒无收，荒年之下，灾民流离失所，只好求助官府，希望朝廷能够开仓赈粮。
但是，当时的情况属于是僧多粥少，仓库的粮不够救济灾民的，而且，当下的粮食因为稀有，变得很贵，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官府想要收购，恐怕成本也很高。
时任浙西主管的范仲淹，想了很久，并没有下令赈灾，反而让人：“将米价从一斗百二十钱，涨到百八十钱！”
消息传开，灾民们先愣后怒。意外范仲淹怎么成了趁火打劫的坏人了？
可更让人看不懂的还在后面，范仲淹转头就召来当地寺庙的住持，笑着说：“灾年工钱最便宜，你们赶紧修寺庙、建佛塔，工钱用粮食结算就行。”
紧接着，他又牵头办起龙舟大会，邀请富商大户观赛，宣称获胜队伍赏粮百石。
一时间，范仲淹触犯众怒，御史们联名上书，指责范仲淹“灾年作乐，劳民伤财”，连宋仁宗都皱起了眉，下旨询问缘由。
范仲淹胸有成竹，在回奏中写下三个字：“缓则安”。
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当时浙西灾民超十万，而官府粮仓存粮仅够三万人生存，若贸然开仓，不出十日就会粮尽人散，到时必然引发暴乱。
范仲淹的第一步棋，是用“涨价”引粮。
他让人在沿江码头张贴告示，把杭州米价、缺粮情况写得明明白白。粮商们嗅到了商机，从淮南、荆湖等地驾着粮船往杭州赶。
半个月后，钱塘江上的粮船排起长队，原本空空的粮铺重新堆起米袋。这时范仲淹突然下令：“米价恢复百二十钱，敢私自涨价者，没收粮食。”粮商们虽有不满，但运来的粮食已卸船，只能按原价出售，杭州的粮荒瞬间缓解。
而修寺庙、办龙舟，是以工代赈。江浙百姓信佛，大小寺庙百余座，不少年久失修。范仲淹算过一笔账，修一座大寺需要工匠、杂役上千人，每人每天发两升米，既能让灾民有饭吃，又能留下民生工程。
他特意叮嘱住持：“优先招那些拖家带口的灾民，力气小的妇女可以做缝补、做饭的活，同样给粮。”
龙舟大会更是一举两得。江浙民俗喜赛龙舟，范仲淹让富商出资赞助，参赛队伍不限身份，灾民组队也能参加。
比赛时，岸边搭起看台，富商们花钱买座，这笔钱用来买粮；参赛的灾民无论输赢，都能领到半斗米。
短短一个月，杭州城的景象就变了。
负责赈灾的官员统计，每天有近两万名灾民通过做工、参赛领到粮食，没有一人饿死街头。而其他受灾地区，因为只靠官府放粮，粮尽后灾民流离失所，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
有人问范仲淹，为什么不直接开仓放粮。他说：“放粮是救急，却救不了穷。灾民拿了免费的粮食，坐吃山空，灾年过去还是一无所有。让他们干活换粮，既能活命，又能保住尊严，这才是长久之计。
北宋重文轻武，朝廷财政常年紧张，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每年要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让地方赈灾经费更加拮据。
当然这次赈灾并非范仲淹第一次，他此前在苏州任职的时候，就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治理水患，组织灾民修堤坝，既解决了灾情，又加固了水利。
更难得的是，他懂得利用市场规律。
他涨米价是“引”，降米价是“控”，一引一控之间，既保证了粮食供应，又没让粮商血本无归，可以说最大程度的降低了赈灾的成本。
可惜的是，像范仲淹这样的能臣，在北宋后期越来越少。朝廷党争不断，官员们只知空谈，不顾实际。
百年后，靖康之耻爆发，北宋覆灭。
史料来源：《梦溪笔谈》（沈括）、《宋史·范仲淹传》、《皇祐会计录》、《江浙赈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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