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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温芳琪（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责编：钱岳

本文为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的2026年第3期专刊Gender dynamics within and beyond families in East Asia的论文之一。专刊详情，请参见：//journals.sagepub.com/toc/chsa/12/3

写在前面

在互联网上，人们常常用“难道你家有王位要继承吗”这类话语来嘲讽那些有强烈的男孩偏好、执着于生男孩的父母。然而，这里的“王位”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低收入的农民和富裕的企业家往往都执着于传承自己的“王位”？这一系列问题在已有的文献中并没有得到清楚的阐释。

在最新发表的研究中，我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汲取灵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生产资料私有化会催生“继承焦虑”，进而强化男孩偏好。随后，我利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数据，从实证上检验了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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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父权制家庭

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对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的著作《古代社会》所做的摘要和批注，并决定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写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由此应运而生。此书由德语写成，于1884年10月在瑞士苏黎世出版，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010年“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丛书再版

此书最核心的论述之一，在于解释父权制家庭，尤其是一夫一妻制（monogamy）的产生。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资料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大量财富逐渐集中在男性手中。为了确保这些财富能够排他性地传给自己的亲生子女，一夫一妻制逐渐产生。这个制度同时暗含着一个重要的结果：如果姓氏或者家族谱系主要遵循父系继承制度（patrilineality），那么将头衔、生意或者财产留在家族内部的渴望，便很可能伴随着生育行为上的男孩偏好。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一书中，也提出了“双系抚育、单系偏重”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私有制度下，为了实现人口与社会的继替，亲属体系往往在子女抚育上采取父系、母系共同参与的“双系抚育”，而在财产与身份的延续上则采取以某一单系为主的“单系偏重”。具体到中国社会，这种“单系偏重”主要表现为父系偏重，中国也因此成为父系继承制度最为严格的社会之一。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费孝通，都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诸多主要文明中，财富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以及为什么继承中的“单系偏重”最终往往表现为父系偏重。但有一种可能是，作为可继承财富中最持久、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正是强化一夫一妻制家庭与父权制的根本动力之一。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生产资料，即是“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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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家庭的碰撞

所谓生产资料，指的是能够用于生产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并使个人得以自主劳动、获取经济收益的土地、设备、工具、资本等资源。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为检验生产资料私有化与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

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在城市，私营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比例的劳动人口进入了私营部门，大量原本身处体制内的劳动者也在改革过程中转而自主创业、成为企业主（private business owner）。在农村，去集体化改革（decollectivization）则使土地的经营和收益重新回到个体家庭手中。虽然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但农民可以获得土地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流转土地经营权。

这一系列外生性的经济改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下岗与自主创业，以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一部分中国家庭重新掌握了生产资料，并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受雇劳动者的财产观念与继承诉求。鉴于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概括为一个典型的父系、父居和父权社会，在父系家族内部传承生产资料及其所带来的财富的渴望，很可能进一步催生对男性继承人的需求，从而强化生育行为上的男孩偏好。

▲中国经济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与私有化过程（Wen, 2026: Figure 2）

注：黑色虚线代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

数据来源：CHARLS 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

在文章中，我利用微观调查数据，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经济中生产资料国有化与私有化的两个过程。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掌握生产资料会强化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

假设2：鉴于中国社会姓氏与财产的父系继承传统，掌握生产资料对生育行为中男孩偏好的强化作用，在男性受访者中会强于女性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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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生儿子、如何生儿子、为何要生儿子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创建了一个个人追踪数据集，并采用个人—年份双向固定效应（person-year two-way fixed-effects）模型，估计掌握生产资料对男孩偏好的影响。

对于从事非农职业的受访者，我用他们从受雇于公有部门到成为私营企业主的转变，来测量其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对于从事农业职业的受访者，我用他们从受雇于集体经济组织（比如生产大队）到分得可以自主经营的土地的转变，来测量其是否掌握生产资料。

我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以及个人自身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和不同年份共同经历的社会变化之后，从不掌握生产资料到掌握生产资料的转变，会提高受访者有至少一个儿子的概率。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与作为公有部门雇员相比，女性成为企业主后有儿子的概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但男性成为企业主后会通过生育更多孩子来确保有至少一个儿子；农民在分得可以自主经营的土地之后，不仅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还会通过性别选择性流产来确保自己有男性后代。这些实证发现支持了我从恩格斯理论中推导出的假设。此外，我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

最后，我利用其他现有的社会态度数据，进一步揭示掌握生产资料强化男孩偏好的可能机制。我发现，与其他非农职业者相比，私营企业主更可能认同“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这样的观点，同时也更反对女儿与儿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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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

这项研究展现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父权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卷土重来。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市场化早期相比，生产资料的形式正变得更加复杂，而其他社会力量也在同时发挥作用。即使私有制不会在短期内消亡，我们是否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降低男孩偏好，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女性的财产权与继承权？我接下来的一系列研究，将立足于传统与现状，继续揭示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

参考文献

Engels F (2010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Penguin.

费孝通（2021 [1947]）《生育制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Wen FQ (2026) Privatization and patriarchy: How market transitions have shaped inheritance beliefs and son preference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2(3): 447-472.
//doi.org/10.1177/2057150X261463053

温芳琪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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