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佑硕领导民主化运动

文|张扬，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法学方向2024级本科生。

本文是“水木网络法学”第一届影视评论征文比赛三等奖作品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中将国家喻为“凡间的上帝”，它手握利剑，既是终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必要力量，也潜藏着挣脱契约边界，侵蚀个人权利的可能。而《辩护人》中的经典台词“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是活的。岩石最终会化为沙土，而鸡蛋孕育的生命将越过岩石”，不仅蕴含着政治浪漫主义的悲情色彩，也隐喻了现代宪政结构中的一组核心概念：作为暴力机器的“利维坦”（岩石）与作为脆弱个体的公民权利（鸡蛋）。

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正是这一隐喻的现实注脚。处于军事独裁阴影下的釜山，国家机器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高效率，通过《国家保安法》制造出弥漫性的“例外状态”。在万马齐喑的状态下，“岩石”与“鸡蛋”这组概念之间尖锐地对立，法律不再是社会契约的守护者，而是异化为国家权力镇压异见者、规训社会的“利剑”。

重看《辩护人》这部电影，视线若仅停留在宋佑硕律师从唯利是图到舍生取义的“君子豹变”上，未免失之偏颇。实际上，这部电影更是一部关于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失灵的病理报告，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在制度约束缺位的情况下，是如何完成了一次合谋作恶。进而我们不禁发问当国家权力以“法制”（Rule by Law）之名行暴政之实，我们又该如何寻找驯服这只狂暴巨兽的制度缰绳？

繁荣的假相与隐匿的利维坦

要理解《辩护人》中爆发的社会冲突，必须先剥离出当时韩国社会独特的“双重国家”构造，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在分析威权体制时曾提出，这类国家往往存在着分裂的法律秩序：一个是依据法律规则运作、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规范国家”（Normative State）；另一个是不受法律约束、可以任意行使政治暴力的“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而影片所揭示的，也正是韩国威权时代的双重样貌。

影片的前半段，导演使用了轻喜剧的镜头语言描绘主人公宋佑硕的发迹史。“汉江奇迹”余温尚存，那个年代喧嚣、躁动且充满机遇，作为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泥瓦工，宋佑硕敏锐地察觉了不动产登记和税务代理中的法律蓝海。在这里，法律主要展现了其作为“交易工具”的一面。商法、民法、税法似乎运转良好，契约精神在商业领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尊重。宋佑硕通过法律知识实现了阶层跃升，他住进了自己曾经盖的海景房，购买了象征身份的游艇。在这一叙事层面上，军政府通过“经济绩效”仿佛成功换取了“统治合法性”，大多数国民，正如宋佑硕一般，沉浸在物质繁荣的幻想中，仿佛应证了：只要拼命赚钱，法律就是保护私产的工具。

图1：宋佑硕通过不动产登记和税法业务致富

然而，与繁荣表现平行的，是一个幽暗的法外世界。当宋佑硕在充满阳光的游艇上举杯庆祝时，镜头一转，切入了一个阴暗、潮湿的画面——釜山海边，那里并非胜地，而是伪装成所谓“海洋研究所”的非法拘禁中心。

这正是“特权国家”的狰狞面目，当常去吃饭的汤饭馆老板娘顺爱阿姨的儿子朴镇宇突然失踪，当“规范国家”的受益者宋佑硕试图用常规法律思维去寻找人时，他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对于宋佑硕，国家可能往往只展现出税务局里的办事员这一面形态，是需要疏通的关系，是保护财产的守护者；而对于被以“莫须有”罪名非法监禁的朴镇宇来说，国家则是夜里破门而入的秘密警察，是可以无法无天的暴力机器，是可怕的噬人巨兽。

图2：朴镇宇被非法拘禁、刑讯逼供

这种国家形态的二元分割，恰恰是威权法治最危险的特征：他让一部分人误以为自己生活在法治社会，从而对另一部分人的苦难视而不见，恰如本片中宋佑硕起初拒绝了为被非法监禁者辩护。然而这种割裂感，直到宋佑硕在拘留所里看到被刑讯逼供到面目全非的朴镇宇时，突然粉碎，“利维坦”向着他，一个受益者，突然露出了獠牙。那一刻，两个平行的世界，表面的法治社会与底层的警察国家，突然猛烈地撞击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韩国在那个年代的双重构造，才有了影片既具有悲壮色彩的戏剧冲突。

权力的病理学：例外状态与行政权的僭越

为何一群受过训练，懂得《国家保安法》的警察，能够理直气壮地对一群手无寸铁的读书会学生实施酷刑？仅仅用“人性之恶”来解释是肤浅的。这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笔下的“平庸之恶”在行政系统中的变体。我们可以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所谓“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的政治哲学视角来加以审视。

影片中的反派，车东英警官，不是单纯的虐待狂，在实施酷刑以及伪造证据的时候，他显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是国家权力异化人格的一种体现。他坚信国家处于被“赤色分子”颠覆的边缘，因此国家进入了一种永久性的“例外状态”。在这种逻辑下，仿佛为了国家整体的存续，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必须被悬置。

图3：片中刑讯逼供的主使 车东英警官

车东英在审讯室的台词令人毛骨悚然——“我不是在折磨你，我是在为国家治病，去除脓疮”，这揭示了极权主义权利的内在逻辑：国家有机体理论的滥用。在他看来，法律并不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而仅仅，也只会作为统治阶级贯彻意志的工具，甚至于只要目的是所谓“爱国”和“秩序”，那么手段是否合法无关紧要。

在这个阶段，行政权（广义上的警察权）出现了恶性地膨胀与僭越。程序正义出现了全面崩塌，朴镇宇失踪两个月，家属不知情，没有任何拘留告知，这在现代法治视角下是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践踏，但却因为被视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而合法化。同时，权力机关不仅仅垄断了暴力，更垄断了对于真相的定义权。由于缺乏独立的司法审查，警察的笔录就是判决，法、检、公安系统一家人，刑讯逼供取得的“自白”成为了无需质证的铁证。阅读一本《历史是什么》的读物，就会被定义为传播颠覆思想，这种指鹿为马的权力傲慢，昭示着当行政权挣脱了立法束缚、司法审查，它就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仆了，变味了吞噬子民的怪兽。

车东英所代表的，从来不是个体的恶，是一种“平庸之恶”的具体体现，他将自己异化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齿轮，在这种“持久的例外状态”之中，他切断了与个人良知、宪法精神的联系，仅仅保留了对于上级命令的盲目服从和对于行政效率的追求。这种工具理性的异化，和造成工具理性异化的“例外状态”，以及肆无忌惮制造“例外状态”却无人约束的威权，正是“利维坦”失控的根源。

司法的沉默：制度性合谋

如果在审讯室里的暴行，是让人愤慨的“特权国家”赤裸裸的暴力展示，那么镜头切入法庭之后，我们所目睹的则是一场让人绝望的制度性合谋。当暴力被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野蛮被装进了精致的法律程序，那么个体权利比“鸡蛋”还要脆弱。

在现代法治文明的构想中，司法权往往被视为行政权的制衡者，是阻挡利维坦肆虐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在《辩护人》所呈现的釜山地方法院中，我们看到的是司法独立性在威权体制下的彻底丧失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决然溃败。

影片中的庭审是一场极为典型的“表演性审判”。法官、检察官甚至最初指定的公设辩护人，都默认了潜规则：判决在开庭前就已经写好，庭审不过是走过场。这里暴露了韩国司法体制在威权体制下陷入了形式主义法治的泥沼，看似建立了现代法治的架构，但是法官只是机械地维持着法庭秩序，检察官娴熟地引用法条，表面上一切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流程：有起诉书、有证据、有被告人陈述。然而，这恰恰应证了富勒（Fuller）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所警示的，如果法律缺乏内在的道德性，如果它仅仅被视为一套没有任何价值负载的规则体系，那么它完全可以被用来为邪恶服务。

图4：片中主审法官（背后相片是军政府首脑 全斗焕）

当宋佑硕在法庭上指出被告人身上的累累伤痕，并要求法庭记录在案，法官的冷漠与推诿如何能不令人心寒！法官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因为在韩国当时的体制下，承认酷刑的存在，承认所谓“国家安保”的错误等于挑战政权的合法性。于是，他作为司法权的代表主动缴械，退化为行政命令执行的分支，这种司法机械行政化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它向国民传达出的是，法律从来不能维护正义，只不过是强权意志的复印机。

在具体的法律层面，片中案子的核心冲突聚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如果取证手段是非法的，由此获得的证据，无论内容是否真实，都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一规则的设立，原本就是为了遏制国家权力在侦查阶段的滥用。

然而在本片中的庭审博弈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规则是如何被系统性架空的。公诉方当面对关于刑讯逼供的质证时，表现出了公权力的傲慢，他们难以否认酷刑发生的情况下，就通过诡辩的逻辑，所谓为了国家安全，过程可以忽略，来希望消解程序正义的价值。

更讽刺的是，当宋佑硕传唤证人尹中尉（他在良心发现后决定作证看到了酷刑）时，虽然法庭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让其出庭，但最终却配合军方，以“逃兵”为由剥夺了其证词的法律效力。这一情节很有象征意义：在国家暴力面前，法律规则如同废纸，程序正义无关紧要。这深刻地解释了：在当时的韩国，缺乏独立精神的司法系统，根本无力驯服狂暴的利维坦。

图5：出庭作证的军医 尹中尉

辩护的觉醒：从“技术专家”到“国家公民”

正是令人窒息的制度性绝望，反衬出了主人公宋佑硕律师觉醒的意义。如果说法官的沉默象征着体制的腐朽，那么主人公的转变则是象征着法治生命力在废墟中，借由现代之国民顽强重生。宋佑硕的转变，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层面的“君子豹变”，更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复苏，是国民对异化的权利发起的一场悲壮的反击。

影片开始，宋佑硕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专家”，他通过钻研税法和不动产登记法规，善于在既存规则中为委托人和自己谋取利益。这种纯粹工具理性的法律观，容易陷入将职业降格为毫无价值关怀的谋生手段的困境。然而，当他亲眼目睹国家暴力如何系统性地碾碎程序、制造冤狱时，他赖以生存的信念崩塌了，“房间里的大象”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他发现，在“特权国家”的阴影下，自己赖以生存的规则体系如此脆弱，每个人都那么危险，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

图6：宋佑硕和顺爱阿姨会见被虐待的朴镇宇

面对这种认知颠覆，宋佑硕没有选择继续做在体制夹缝中赚钱的顺民，而是选择了挺身而出，这一选择标志着他超越了自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民”，当然他不是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他甚深知反抗的代价，但是他相信，有些底线不容交易，有些正义需要维护。

在法庭对抗中，宋佑硕展现出的不只有勇气，还有一种智慧：他并不直接挑战《国家保安法》本身的合宪性，这在当时韩国的政治高压下无异于自杀，而是死死咬住了程序违法的漏洞，他要求法庭记录伤痕，申请传唤证人，强烈要求排除非法证据。这是在用“规范国家”自身标榜的规则，去揭露“特权国家”的野蛮；这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律技艺，是在体制的铁幕上撕开裂缝的抗争。所谓“持续的例外状态”本身就是对宪政根基的破坏。他的辩护试图重建法律的“内在道德性”。这呼应了富勒（Fuller）的洞见：法律若想称其为法，必须满足一些“程序自然法”的要求。如果连取证手段的合法性、被告人的辩护权都可以为了所谓“更高目的”而牺牲，那么法律就不再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而沦为了权力的遮羞布。

图7：宋佑硕在庭上辩护

尽管宋佑硕没有当庭救出朴镇宇，但是他成功地将国家暴力的丑行记录在案，并通过外国记者之口公之于众。他打破了法庭作为“表演剧场”的死寂，将一场预设的“走过场”变成了对权力的公开审讯。更重要的是，他点燃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残存的良知。法律职业共同体是脆弱的，在公权力的傲慢前不值一提，但也是坚强的，因为他根植在每一个有良知的法律人，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心中。

图8：宋佑硕辩护发言

影片结尾那幕长镜头感人至深：当宋佑硕因领导民主化运动而被起诉，釜山142名律师中有99人毅然起身担任他的辩护人。这象征着分散的、沉默的“鸡蛋”开始汇聚，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压迫下实现了艰难的伦理团结。他们站起来的理由或许各不相同，但行动本身宣告了一个真理：司法可以沉默，但律师的良心不能全部湮灭；权力可以扭曲法庭，但无法垄断对正义的诠释。这为日后韩国司法体系的民主化改革，埋下了最宝贵的火种，有一天，“岩石最终会化为沙土，而鸡蛋孕育的生命将越过岩石”。

图9：宋佑硕因领导民主化运动而被起诉

驯服利维坦：制度重构与公民尊严

《辩护人》的故事终结于黑暗中的一束微光，但它抛出的问题却沉重而迫切：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岩石”肆意碾压“鸡蛋”的悲剧重演？如何为“利维坦”套上牢固的宪法缰绳？从韩国的历史经验与普遍的宪政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从制度设计到精神重塑的逻辑链。

首先，驯服利维坦的前提，在于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的去魅与法治化，彻底打破“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合理。电影中，车东英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施暴，根源在于他所代表的行政权垄断了对“国家危机”的定义权。一旦“国家安全”成为一种不可质询的政治神学，宪法权利便会被无限期悬置。因此，现代法治的核心任务，便是要将这种“决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要求我们在宪法层面确立“紧急权”的严格边界，任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都不能以抽象的“安全”为借口，而必须经过立法机关的实质性审查与公开讨论。法治的要义，就在于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权力的行使依然要有迹可循，不能让“利维坦”借着夜色，挣脱契约的锁链。

其次，制度约束的刚性，有赖于一个能够独立审判的司法体系，以此作为阻断“恶法”效力的防波堤。在《辩护人》的时代，法院之所以沦为行政权的附庸，是因为它缺乏独立宣判的能力。要避免“双重国家”的悲剧重演，就必须确立“审判权独立”的原则：当行政机关肆无忌惮践踏公民权利的时候，司法机关要能够独立于行政权，进行制止。这种机制，是现代宪政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确保了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哪怕是打着“大多数人意愿”旗号的权力，可以凌驾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上。只有当司法权真正挺直腰杆，能够对行政权说“不”时，个体权利这颗脆弱的“鸡蛋”，才能获得一层坚硬的制度外壳。

然而，所有精妙的制度设计，最终都要回归到人，回归到主权归属与宪法信仰。这也是影片高潮处宋佑硕怒吼出“国家即国民”的深层意涵。制度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刻在国民心中的契约。如果国民普遍对法治冷漠，如果法律人将灵魂出卖给魔鬼，那么再完美的宪法也只是一纸空文。驯服利维坦的终极力量，实际上通过每一个觉醒的公民来实现的。当宋佑硕们不再是个别的英雄，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公民群像；当“所有的权力都由国民产生”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内化为官员的敬畏与百姓的底气时，那个依靠恐惧来统治的“利维坦”便会逐渐失去它的魔力。因为，一个由拥有尊严和权利意识的公民所组成的共同体，本身就是最坚不可摧的“制度约束”。

结语

“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是活的。”这句隐喻之所以力量千钧，不在于它渲染了弱者的悲情，而在于它揭示了宪政文明的底层逻辑：国家权力（岩石）作为一种人造的工具，其合法性唯有建立在对公民权利（鸡蛋）的呵护之上才可能存续。一旦它背叛了这一初衷，试图碾碎孕育它的母体，那么它终将在历史的风化中崩解为沙土；而那些看似脆弱的个体，因其承载着自由、正义与良知的生命力，必将越过高墙，生生不息。利维坦的本能是扩张，但现代法治文明可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