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个在浙江湖州，一个在济宁，相隔一千多公里，却把目光对准了同一个草根歌手朱之文。

媒体顺着两人的说法一路核实，背后的来龙去脉逐渐浮出水面。

短短几个月，十几场已经敲定的演出接连取消，有人实名提交材料，有人常年逐项反映情况。

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又凭什么影响他的登台安排，事情还要从这几通电话和几份材料说起。

刘明没有回避自己提交过反映材料，反复强调是实名提交，材料里提出的核心说法是收入纳税问题，并称要向上级税务部门进一步反映。在这之外，他还提出另一条意见，认为朱之文翻唱他人作品没有取得相应授权，不适合登台。

这类说法一旦被采信，影响的就是演艺人员的正常演出机会。

记者向税务部门核实后得到明确答复，朱之文与演出方签订合同，报酬分为两种结算方式：一种是税前收入，由本人回到户籍所在地申报缴纳；另一种由演出方税后结算、代扣代缴，每一笔记录都可以核对。

税务部门经过专门核查，出具的书面结论是，不存在偷税漏税问题，也没有欠缴税费。至于翻唱方面的意见，同样缺少依据。

翻唱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免费演出、不卖票、不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目前也没有任何版权方出面主张权利。

被问及反映材料的来源，刘明称是一位名叫韩文的人提供的，韩文随后作出否认，表示与自己无关，也没有再作回应。材料来源暂时无法核实，相关说法却已经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

需要注意的是，刘明与朱之文之间早在 2023 年就有过一次纠纷。当时朱之文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经法庭调解，刘明亲笔出具一份承诺书，写明不再发布不实信息、不再损害朱之文的名誉。签名和手印均为本人所为，朱之文随后撤回起诉。

调解结束后没过多久，他又出现在新的反映队伍中，白纸黑字的承诺没有被遵守，这份材料的说服力自然要打折扣。

另一位反映人王平，在措辞上更为谨慎，记者拨通电话后，他先纠正用词，不要说是举报，自己只是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所关注的事项，大多是很细的环节。

朱之文到学校与学生简短交流，现场屏幕上出现过几道英语题，王平据此认为他文化程度有限，进校园可能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而实际情况是，朱之文当天并没有讲授英语，屏幕上的题目属于现场背景内容，他上台主要是给备考的学生鼓劲，相关片段被剪辑成了教英语的版本。

他同时逐项核对演出服装是否与报备材料一致，现场曲目是否与审批歌单相符，多次向相关部门提交材料。王平本人说明，从 2020 年起就陆续反映相关问题，前后有几十次，2023 年暂停了一段时间。2026 年看到那条教英语的短视频后，又重新集中跟进。

湖州与济宁相隔一千多公里，两人关注的却是同一个对象，在朱之文看来，这中间存在事先串联和分工。

手机里留存的截图、录音，他都逐条整理保存，有人晒出 12345 热线的截图，配文表示只要朱之文发布演出预告，他们就会依照程序进行监督；群内也有人转发各地文旅部门的联系电话，提醒持续关注其纳税情况。

压力同时传导到主办方一侧，有主办方私下告诉朱之文，接到过措辞强硬的来电，称如果同意其参加演出，对方会到现场提出异议。相关电话甚至打到了单位负责人的办公室，主办方出于风险考虑，不再承接相关合作。

成批的反映电话涌向主办方和主管单位，也有人表示，朱之文一旦到场，他们会在现场表达不同意见、形成舆论关注。主办方反复权衡，为避免节外生枝，最终选择取消演出。

保定曲阳那场，妆容和演出服都已准备妥当，临上场前接到取消通知。泰安那场，人已经在高铁站排队检票，又收到电话叫停。

这种方式带来的不公平之处在于，提出反映的一方不需要拿出确凿证据，也很少承担相应后果，被反映的一方却要反复出面说明情况。等到多轮核查结束、官方给出结论，演出档期已经错过，经济损失已经形成。

反映一方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发送几条信息，付出的时间成本很低；朱之文作为以演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草根艺人，正当工作机会被反复打断，主办方出现亏损，购票观众也未能正常观演。

媒体梳理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据朱之文本人介绍，长期有人借集体反映问题的名义，在群内发起募集费用，名义上用于打印材料、跑腿提交、邮寄信函，收到的钱款由少数人私下分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年。

律师公开的群聊记录可以相互印证，群内列有筹款明细和金额，同时要求成员持续拨打电话反映情况，并以截图作为打卡凭证。

在这些群聊记录中，公开表达的诉求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明显落差。部分参与人把这件事作为积累关注、获取流量的途径，每取消一场演出，群内讨论热度就上升一轮，相关直播间人气随之提高。

从官方公开信息看，朱之文至今没有被认定为有劣迹行为的艺人。文旅、广电、税务等部门的公开通报和处罚名单逐一核对，没有针对他的行政处罚记录，也没有劣迹认定。行业自律准则所约束的行为，他均未涉及。

此前台儿庄那场演出中出现的传统服饰，当地文旅部门经过专项核查，结论是手续齐全、流程合规、内容合法，不予立案。所谓劣迹艺人的说法，来源于部分网络群组，并非官方结论。

朱之文走红之后，曾为村里修路、更换变压器、修建活动广场。雅安地震捐款 50 万元，河南水灾捐款 350 万元，这些年投入公益的资金合计超过 200 万元。把这样的公益记录与劣迹认定并列对照，相关说法很难成立。

这一次，朱之文不再选择退让，2026 年 10 月底，他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聘请北京律师团队，整理出数箱经过公证的材料后一并提交。律师依据现有材料，将相关行为指向涉嫌诈骗和恶意骚扰方向，案件目前已由警方受理。

11 月 10 日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证据已经全部提交，等待处理结果，此前持续反映问题的人员陆续主动联系，希望协商和解，被他当场拒绝。他的态度是，不能对不当行为一味迁就，造成的损失该赔偿就依法赔偿。

前后六七年里经历反复投诉、网络议论和合作中断，对方在长期过程中多次采取主动行为，等到自身面临法律层面的责任时才提出和解，这份谅解很难轻易给出。

朱之文在高铁站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提防别有用心的人，要小心再小心。一位踏实唱歌、遵守法律规定的草根艺人，如今仍然需要随时留意他人以合规监督名义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

从 16 场演出先后取消，到税务核查澄清疑点，再到警方受理报案，整件事把反映渠道的使用边界摆到了公众面前。公民有监督和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合法权利，但权利不能用来谋取私利，更不能演变为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妨碍市场经营的手段。

反映情况应当以事实为依据，通过正规渠道提交，不能依靠剪辑片段、串联群体、向主办方施压来达成目的。

相关部门的核查结论已经作出，公益记录和官方认定都有公开材料可查，后续案件处理进展，以警方和司法机关依法调查的结果为准。

网络空间为普通人提供了表达渠道，同时也需要配套规则约束滥用行为，让正常监督发挥作用，让不当行为承担相应后果，演艺人员的正当工作机会和行业演出环境，才能获得稳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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