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34 年到 1936 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长征红军的最高部署者。蒋介石到死都没想通，红军走了数万里，为什么一次致命埋伏都没中。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在土城战斗中被迫撤出，只是主力最终没有被围歼。要回答红军为什么能跳出包围圈，得看国民党的部署、红军的指挥调整，以及沿途实际发生的战斗。

1933 年 9 月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到 1934 年 10 月，苏区核心区域只剩瑞金、于都一带。10 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余人从赣南、闽西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当局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前堵后追。蒋介石的判断是，红军会沿湘桂边境北上，与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在红军北进方向集结部队，准备在运动中围歼。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红军付出了代价。1934 年 11 月下旬，部队推进到广西湘江地域，蒋介石调集嫡系和地方军阀部队近 30 万人，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决定从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红军在灌阳新圩、全州脚山铺、兴安光华铺一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由于部队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大部队渡江拖延了时间。11 月 27 日先头部队控制渡河点，直到 12 月 1 日主力才渡过湘江。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到 3 万余人。这一仗说明，国民党的埋伏和堵截确实造成了致命打击，红军并不是没有陷入重围。

湘江之战后，按原定计划继续北上湘西，前方已经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部队随后进入黔北。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改变了此前的军事指挥路线。

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打的并不是每仗都顺。1935 年 1 月 28 日，土城战斗打响，川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红军撤出战斗，1 月 29 日凌晨一渡赤水，转向川滇边扎西集中。之后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一带击溃和歼灭一批敌军；3 月间鲁班场战斗攻坚未克，随即三渡赤水，再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这一段指挥的特点是忽东忽西，以一部向东佯动，做出回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在贵阳督战，急调滇军孙渡纵队救驾，云南防务随之空虚，红军乘虚进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作战主动权。

从这段经过看，红军能够跳出包围圈，靠的不是对手没有设伏，而是几个具体条件叠加在一起。

指挥上，遵义会议之后恢复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与优势敌军死拼阵地。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西进云南，都是根据敌我态势随时调整方向，让国民党军摸不准主力位置。

情报和侦察上，红军每到一地先派出侦察分队了解道路、渡口和敌军动向；在云南截获过国民党军车辆和军用地图，渡口、地形判断有了依据；沿途群众也会把所见所闻告诉部队。

群众基础上，红军经过的多是南方山区，多数群众生活困苦，对这支纪律严明、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有基本认同，主动带路、送粮、安置伤员。没有沿途群众接济，长途行军的粮食和向导问题很难解决。

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黔军、滇军、川军首先考虑的是保住地盘和实力，不愿意把老本拼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借追剿进入西南，也借机削弱地方势力，各支部队之间协调不畅。堵截部署上出现空隙，红军就从空隙里穿过去。

红军自身的组织和意志也是一环。部队沿途减员严重，缺粮少弹，伤病号多，但基层党组织和政治工作一直保留，指挥体系没有散，能够连续行军、连续作战。

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进入四川西北，在彝族聚居区刘伯承与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1935 年 9 月攻克天险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10 月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 年 10 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在静宁将台堡、兴隆镇一带会师，长征结束。

回看整个长征，国民党军设过封锁线、布过口袋阵，湘江一仗让红军付出了惨痛代价，土城、鲁班场也打得不顺。红军最终能够保存主力、落脚陕北，是指挥调整、侦察情报、群众支持、军阀矛盾和部队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埋伏一次不落空，并不是史实；真正撑过这段路的，是一路苦战之后随时改道、继续前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