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门前的这副楹联，在晚清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获得了最震撼的历史回响。湖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何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能密集涌现出如此之多引领风潮、改变国运的杰出人物？
回顾历史，星光熠熠。晚清时局，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崛起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风暴中，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政治军事格局，力挽狂澜于既倒。维新变革，谭嗣同（浏阳人）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壮烈，展现出湖南人追求变革的献身精神。唐才常（浏阳人）为变法牺牲。辛亥革命，黄兴
（长沙人）与孙中山并称“孙黄”，是革命党军事领袖；宋教仁（常德桃源人）是杰出的宪政专家，为民主共和殚精竭虑；蔡锷（邵阳人）领导护国运动，反对帝制复辟。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开国领袖和元勋中，湖南籍贯者比例极高。他们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一前所未有的“湖南人现象”，是多重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化学反应”。
一是独特的地理格局，湖南“三面环山（西、南、东山地），北向敞开（洞庭湖平原连通长江）”。这种半封闭性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和强悍、尚勇、坚韧的民风（所谓“霸蛮精神”）。而当中国进入近代，随着长江水道日益重要和西方势力由沿海沿江深入内地，湖南便由“偏远”一跃成为中西文化碰撞、新旧思想交锋的前沿地带，激发了强烈的变革图强意识。
二是深厚的文化教育积淀。岳麓书院等千年学府传承的“经世致用、敢为人先、实事求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学精神，是核心文化基因。这种学问强调联系实际、关心社会、勇于担当，与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需求高度契合，孕育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改革愿望。
三是近代湖南教育的勃兴与风气引领。晚清以来，湖南得风气之先，创办新式学堂（如时务学堂），提倡新学，报刊杂志繁兴，留学风气浓厚（赴日本尤多）。这种思想解放和教育革新思潮，极大地启发了民智，为革命提供了思想和人才准备。
四是“辣椒性格”与社会土壤。虽然湖南人性格火爆（常与“辣”相联系）与人才辈出并无科学上的必然因果关系，但湖南人历史上普遍具有的坚韧执著（霸蛮）、果敢担当、不畏牺牲的精神特质，无疑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湖南人现象”的形成，是独特的地理历史孕育了特定的文化精神（经世致用），这种精神在巨变时代找到了用武之地（应对挑战），加上近代湖南成为思想变革前沿（新式教育勃兴），最终集中爆发出的历史力量。它诠释了文化传统与时代机遇共振的巨大能量，是湖湘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湖南省社科联 杜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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