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古今官场永恒不变的纪律主题，而人事工作，就是官场生态的第一道防火墙。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进行官吏选拔，就能初步保证政治新人的清廉底色——至于他将来是否能坚守清廉底线，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古代明清时期，朝廷中央行政机构有六大部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其中，负责官员选拔及考核的吏部，是六部之首。

可见，即便是在古代帝王政治环境下，选拔良吏、致力于廉政建设，也是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

俗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以上“人事”原则，古已有之，并非新意。但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在古代社会，再美好的“良吏政治”愿望，最后总会落空。

以明朝为例。明代早期政治重文轻武，希望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天下良吏，还大明政治以朗朗乾坤。但从历史维度去审视，我们眼看着大明政治一步步滑向了宦官专政、朋党争权的深渊。

到了明代末期，帝王政治权力中枢似乎又想起了“良吏政治”的重要性，想起了吏部作为政治生态防火墙的重大作用，于是在六部之首的吏部署设立了奉祀四大名宦的场景，以此警醒所有吏部官员，要重拾“三公”原则，选拔天下良吏。

耐人寻味的是，明末吏部署奉祀的四大名宦都是明代本朝的廉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明朝中央认识到，大明政治岌岌可危，拿历史上久远的古代圣贤来教育吏部官员，已经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了；唯有用本朝的清廉官员为样板，反倒有立竿见影之效——虽然后来明朝的覆灭表明这种努力徒劳无功。

前述明末吏部署奉祀的四大名宦中，既有享誉千古的明代良吏海瑞——其榜样的作用和分量无可置疑；也有吏部本署的前官员蒋时馨——这就不免令今人深感诧异了。蒋时馨者何人也，竟可与“海青天”相提并论被奉祀于吏部署？

明（1573-1644）【年高德邵】匾

这块立匾于明代晚期的【年高德邵】匾，就是蒋时馨题写的。匾中蒋时馨的身份落款为“钦差吏部天官”。吏部作为官署名，源于魏晋时，其职能是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长官为吏部尚书，历代相沿不改。天官，官名，“天官冢宰”的简称，为百官之长。后世以天官为吏部的简称。

上匾题词夸赞了一位年老的冠带乡宾，谓其品德高尚。在古代匾额文化中，题匾词虽然是说给别人听的，但表达的往往却是题匾人自己的心声，或是题匾人自己的为人写照。夸他人品行好的人，自己的德行也不会差。果不其然，前述题匾人蒋时馨自身就是个德行天下为人叹服之人——否则他何以被明末吏部署当做良吏榜样加以奉祀？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蒋时馨其人可谓籍籍无名，少有人熟知这个名字。但我之所以想要写一写蒋时馨，原因有三：

一是蒋时馨作为明代良吏榜样，对今人颇有启示意义，不忍其埋没于历史。

二是蒋时馨属今福建漳平人，算是我家乡龙岩市的古代贤人，推广家乡先贤也是我的应有之责。

三是根据族谱记载，我所在的石氏家族，祖上有人在清代吏部当过差，官至郎中（跟明代蒋时馨在吏部任职时级别相同）。因此，我对蒋时馨这个明代的吏部清官心有戚戚焉。

漳平市溪南镇蒋时馨勤廉馆

我们这就来简单回顾一下，蒋时馨在明朝吏部当差的情形，探寻其何以成为一代良吏。

明万历五年（1577），蒋时馨考中进士，时年三十岁。之后，蒋时馨历任江西新余县、湖北嘉鱼县的知县等。后调任北京吏部署，历任吏部文选郎、考功郎郎中。蒋时馨在吏部任职时长不详。

万历二十二年（1595），孙丕扬升任吏部尚书。孙丕扬是明代有名的铁腕大臣，史评“挺劲不挠，百僚无以敢私干者”。而蒋时馨也以清廉、正直、不阿闻名。孙蒋二人的政治理念，可谓在同一频道上。

明代吏部官印 印文：吏部文选清吏司之印

于是，孙丕扬将高层官员的考核、选拔、调动等权限，全部授予蒋时馨，而后者也以坚韧不拔的廉政作风回报了孙丕扬的信任。这就初步奠定了蒋时馨作为一代良吏的履历基础。

后来因为遭遇朋党之争，蒋时馨的官场生涯难以为继，但他的清廉声名，反而达到了历史高潮。

万历中后期，大明朝中宦官专权、党派林立、勾心斗角，如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东林党、阉党等，朋党之间互相倾轧，争着向朝中关键位置推荐自己的人。而吏部高层官员，尤其是掌握官员选拔、考核、升降权限的文选郎、考功郎等主官，譬如蒋时馨，就是各朋党竭力要拉拢的人。

但偏偏蒋时馨视“公平、公正、公开”为选拔官员的绝对首要原则，不可逾越，同时他拒绝任何朋党的拉拢，就是这么硬气！如此一来，哪个朋党都没办法按自己的私心往朝中塞人。

结果可想而知：所有朋党都视蒋时馨为政敌，都在说他的坏话，针对他的各种诽谤蜂拥而至。时间久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就对蒋时馨起了猜疑之心，罢免他的念头忽隐忽现。

不得不说，蒋时馨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孙丕扬，确是个靠得住的大佬，他舌战朝中朋党，全力为蒋时馨辩护，硬气如他，跟属下蒋时馨完全站在同一个战壕。无奈孙丕扬本人也受到了朝中政敌大佬的弹劾，他全力保护蒋时馨也无济于事。不久，孙丕扬离开了吏部尚书的岗位。

重压之下，坚决不肯低头或舍弃原则的蒋时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辞职。于是在万历二十三年（1596），蒋时馨辞官隐归故里。

辞官后的蒋时馨，在家乡今福建漳平隐居了近十五年，期间潜心研究理学，著有《体仁篇》等，在文界颇有影响。此处不赘述。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近八十的孙丕扬复任吏部尚书。到了这把年纪，做官早已不是他渴羡之事。孙丕扬之所以要复任尚书，就是要出一口气，为自己，也为他垂青的前下属蒋时馨！

于是，孙丕扬第一时间说服万历皇帝，向蒋时馨发出了复出邀请，拟任命他为吏部太常寺少卿。可惜，在蒋时馨收到圣旨前，就已溘然长逝。对此，孙丕扬万分哀痛，并以朝廷名义追赠他为太常少卿。

如此，孙丕扬还是觉得不够，他又力主在吏部署为蒋时馨设立了奉祀位，把后者列为了吏部奉祀四大良吏之一，使之与海瑞并驾齐驱——这是个莫大的荣耀。

作为一介文官，蒋时馨的仕途顶峰不过是五品考功郎，死后却能奉祀于吏部署，成为大明社会的清官榜样。毋庸置疑，这首先要归功于蒋时馨本人的清廉正直、刚直不阿，坚守人事工作“三公”原则，努力维护大明官场生态的防火墙。

行文至此，笔者也不由得慨叹，蒋时馨之所以能尊享身后荣誉，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碰到了一个信任他、维护他的好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