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朝辽东经略袁应泰，因在半年内丧师十几万并丢失河东，而被部分人作为明末代表性庸才归入“辽东三劫”之列（另外两位是王化贞、高第）。那么这位“无能无用”之徒，是怎么爬上封疆高位呢？

一些朋友将袁应泰的上位，解释为东林抢占军权财权、照顾同党。这不仅是非黑即白（不是阉党则为东林，反之亦然）的划线，也没考虑阉党本身就未将袁应泰归为东林。

阉党掌权后，为扣实东林的“朋党”大帽，修撰了“东林七录”（天鉴、雷平、同志、薙稗、点将、蝇蚋、蝗蝻）。详细收录了自万历朝以来东林的成员、关系网等（死人也上榜），但其中没有袁应泰。

另外，将辽事甩锅给东林（封疆案），是阉党攻击东林的重要手段。但详细介绍东林祸害辽事的《夥坏封疆录》里，熊廷弼都被扣东林大帽了，但背负丧师河东之罪的袁应泰，仍无法位列其中。

所以手握“东林党”定义权的魏公公眼里，袁应泰有资格成为东林么？除此之外，还有个旁证。

袁应泰升任辽东经略后，和新任辽东巡抚薛国用一起，挤走了辽东监军御史邢慎言，并力荐赵邦清接任。时任辽东巡按御史陈王庭嘲讽称，“同仇者，秦风乎？”

字面解释，只有陕西人才同仇敌忾么？因为邢慎言是山东人，而袁应泰、薛国用和赵邦清三个均为陕西人。但大家都能看出陈王庭的真实用意，指责袁应泰组建乡缘派系小圈子，即“秦党”。

另有一些人将袁应泰的上位，归功于熊廷弼的推荐。证据是天启在下达熊廷弼的绝命诏书时，专门提了一句“荐袁应泰而辽东亡”。先不说辽东经略是不是熊廷弼说了算，来看看熊廷弼为何要推荐袁应泰。

袁应泰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出仕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地方从事民政工作（水利、修筑、赈济、钱名等）。因政绩不错，万历四十四年升河南右参政，很快又被加按察使衔并调至永平治水。

万历四十六年辽东事起后，袁应泰转职军务，接任永平兵备道，负责为辽东经略修备兵器、筹运粮草火药等。

多年的地方工作经验，让袁应泰在组织地方资源上效率高于其余各镇同僚，更重要的是袁应泰相对温和的性格比较适配熊廷弼的火爆。当时关内各镇的督抚道臣们，没被熊廷弼骂过的就只有袁应泰和陶朗（登莱兵备道）。

至于料理关外发运，预雇车骡随到随发，输輓无滞，又不逾月而尽抵辽阳者，则永平道臣袁应泰一人独任之。
《恭谢天恩疏》（熊廷弼）
自入辽以来，见竭忠急公，不顾劳瘁，以为国家者，河北、山东，唯门下（陶朗）与永平道（袁应泰）两人耳。
《答陶元晖登莱道》（熊廷弼）
其起台下（袁应泰）于永道，又暂屈之，而不即开蓟府者，是夫尚有意于辽，而不佞与督、饷两公之大幸也。
《答袁位宇永道》（熊廷弼）

不仅熊廷弼满意袁应泰，朝廷也认可袁应泰的工作。

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原顺天巡抚刘曰梧被弹劾去职，朝廷在会推新巡抚时，袁应泰就在候选名单中。能进候选名单，至少说明朝廷认为他具备就任巡抚的能力。而且按熊廷弼的说法，未被选中还是袁应泰志在辽事，主动推却。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辽东巡抚周永春因母丧需回乡守制。朝廷会推新巡抚期间，不仅熊廷弼力荐袁应泰，辽东巡抚周永春和蓟辽总督文球也均主动向朝廷推荐袁应泰。除了这辽事三大佬的信任，兵吏两部众官员大多也首肯袁应泰。

所以天启跳过了会推程序，直接下旨任命袁应泰为辽东巡抚。唯一的公开反对者兵科给事中魏应嘉，其理由也不是袁应泰能力不足，而是不符合封疆选任流程，“而不奉明旨，何以威夷狄，乞皇上速下会推之命”。

泰昌元年九月，熊廷弼主动请辞后，朝廷就开启了新任经略的会推程序。此时入围名单的有三人，宣大总督崔景荣、兵部左侍郎张鹤鸣（刚卸任贵州巡抚）和辽东巡抚兼佥都御史袁应泰。

崔景荣和张鹤鸣入围的原因相同，在任职期间善于和当地夷人搞关系，“皆言景荣恩威素著，夷人信服。鹤鸣在贵州时亦慷慨，似非畏兵者”。但此时明廷对建州女真的态度，是以招抚为主么？

所以崔景荣和张鹤鸣的优势，于辽事就不算优势。另外朝廷在启动会推时，内阁就给定了一个原则“就近推补”。目的是降低交接成本，以免辽事再生变故，“而又就近转移，方无远水近火之虑”。

所以已长期深入辽事，本身就是辽东巡抚的袁应泰，实际就是朝廷眼里的最佳人选，崔景荣和张鹤鸣只算是“陪推”。而且以熊廷弼的“嘴毒”和得罪同僚的能力，此时愿意理性考量熊廷弼意见的人，也没几个了。

综上可以看出，袁应泰能升任辽东巡抚、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举荐并不是主因。朝廷和皇帝认可其能力才是关键。那么袁应泰的表现又为何与明廷的信任，差距这么大呢？

与其说袁应泰无能，不如说明廷过于小看辽事的艰难。

对于萨尔浒的速败，尽管可以指责杨镐分兵、杜松冒进、马林失期等，但回避不了女真和明军的四次大战中，明军在正面对决中没有一次扛过女真两个时辰的进攻。这是努尔哈赤不讲武德，还是女真的野战能力大幅领先明军？是明军能轻松推平建州女真，还是明军想要主动进攻剿灭女真非常困难？

二任经略熊廷弼上任后的应对，则是战斗力不足就加大军力投入。将兵力由萨尔浒时期的十万，提升至十八万。然而明廷又供养不起这个规模的平辽队伍，无论熊廷弼怎么要、怎么骂，上限也就十三万。

换句话说，此时明廷没有直接剿灭女真的能力，能守住辽东即有防线都不错了。但明廷并未意识到这点，只是责难熊廷弼虚耗国家钱粮、未实现出关时的诺言，“守住辽阳数月，选练人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间，大兵一集，何虑不能制之”。

所以熊廷弼的主动请辞，并不是怕了御史们的口水，更偏向于自觉难以完成使命后的主动避祸。

新任经略袁应泰不仅和熊廷弼一样，无法靠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解决上述问题。他相对于熊廷弼的就任环境更差，努尔哈赤已摆平叶赫、统一女真，并和蒙古内喀尔喀五部结盟，可以全力攻取辽东。

编者附：

熊廷弼对于辽东的信心，远没有他的支持者那么足。在出任辽东巡按期间就认为对女真当主守（另加贸易安抚）而不是主剿。他还认为辽东防御的关键是，控制北关（辽宁昌图县境内）并帮扶海西女真不被建州吞并。

所以熊廷弼在出任经略之初，因丢失北关这个战略支撑点以及失去海西屏护，对于辽东的态度非常悲观（可以看看《辽左大势久去疏》），奏请神宗放弃河东退守广宁或者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