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洛丽塔》，源自网络）

浅析《洛丽塔》的“道德问题”与后现代主义特征

□卢江良

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56岁之前，虽然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小说、翻译作品、诗集、诗剧和剧本，且有剧本在巴黎以俄语上演，获得了一些应有的名誉，但并不具有太大影响，直到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横空出世，才立马“升华”为国际知名人物。1964年，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还高度评价他：“在近10年来，他的小说以其丰富炫目的才智和令人欣喜的沉思冥想而独树一帜，这在美国文学中差不多是空前的。”后人更将其誉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于1955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我”——亨伯特在精神病房、在监禁室写下自白录的形式，讲述了自己与少女洛丽塔的感情故事：在大学里教授法文的亨伯特，少年时期与一名少女恋爱，因少女伤寒早夭，造就了他的恋童癖。人过中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成了夏洛特的房客，疯狂爱上了其十二岁的女儿洛丽塔。为了能跟洛丽塔在一起，他成了她的继父，并千方百计与其发生了关系。可是，这段不伦恋注定是悲剧，最终亨伯特因痴迷洛丽塔而成为杀人犯……

据作者在《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一文中透露，该书的出版可谓费尽周折，他于1954年春完稿后给了美国的四家出版社，结果均被退稿，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要求“把洛丽塔改成十二岁的男孩”，有的误读为“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有的则反过来“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有的认为“第二部太长了”，还有的表示“书中竟没有好人”，更夸张的说“要是出版《洛丽塔》，社长和我就得去坐牢”。于是，纳博科夫只得将该书辗转到法国出版，到了1958年才得以在美国出版。

当然，让《洛丽塔》备受争议的，除了上述缘由，更多的是“有意的淫亵”和“并不带有道德说教”。对于前者，虽然笔者早在20多年前以及最近两次阅读该书，但鉴于所读的中译本已经过“技术性”处理，没有接触到多少“淫秽”的成份，所以不敢妄下断语；对于后者，确实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该书与以往阅读的世界名著有所不同，它不仅没有道德说教，而且通过亨伯特的自白展开，有意模糊了道德判断的边界，给读者以“有悖道德”之感。由此，遭受了在不同国家被禁或险被禁的“命运”。

不过，《洛丽塔》还算比较幸运，由于受到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热捧——在1956年1月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将其列为年度三部最佳小说之一，从而使其“命运”发生逆转——先是美国小型文学杂志《铁锚评论》节录登载，再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相继出版。特别1958年7月21日在美国由普特南书局出版后，立即成为了畅销书，第二年一月便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目单榜首。颇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书评，绝大多数将话题针对所谓的“洛丽塔事件”，而非该书的文学价值。

其实，在《洛丽塔》之前，纳博科夫尽管反对作家“过分依赖现成的文学传统或模式，甘心充当时尚和潮流的俘虏”，总在“追求艺术创新，捍卫艺术的纯洁性”，可只是“他本人作为叙述者时常会站到前台来讲话，或是颠倒时序，或是直接干预情节的发展”。换句话说，无非是对小说的“结构”“技巧”进行各种艺术试验。而对《洛丽塔》，则在“基本主题”上“大动干戈”，以至于起初听从“一位谨慎的老朋友”的劝告纠结要不要署上自己姓名，并虚构了“老于世故的约翰·雷这个角色”撰写序文。

那么，纳博科夫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充满“禁忌”的作品？对此，他自己似乎没给出明确答案。然而，通过他的一些论调，我们不难找到“蛛丝马迹”。他一贯强调：“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这无不带着当时在美国“崭露头角”的后现代主义的“印记”。作为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后现代主义，其核心就是解构文本、意义、表征和符号，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所以，在《洛丽塔》一文中，他不再站在世俗的伦理立场上对日常生活的乱伦、失德作出评判。

事实上，正因为这种对“道德”的“漠视”，《洛丽塔》一经出版，“作为一份病历”，便引发了广泛争议，变成“图书世界的一桩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尔后衍生出“萝莉”一词，在日本引申发展成一种次文化。于斯，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凭借着其多元化和复杂性，恰如作者假借“约翰·雷”之口在序文中所断言的那样：“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产生了“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成为了二十世纪最受关注并让作者赢得了巨大声誉的“后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2025.5.13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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