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对于魏忠贤的赞誉除了“理税聚财”之外，更多集中在其拔群的军事能力上。只要有魏公公坐镇，大明边防就稳如老狗，建奴断不敢犯边墙或南下入寇。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天启二年正月的广宁大战后，明军在关外的实控区就只剩细长的辽西走廊了。只是努尔哈赤从大明掠夺关外大片土地的同时也承接了麻烦 – 顶替明军成为辽东的守卫者。

当时除了明朝，有意瓜分或占据辽东的外敌主要有三个，蒙古的察哈尔（八大部）、内喀尔喀（五部）和同族的野人女真（十几个部落）。努尔哈赤再狂，也不会认为自己能多线同时出击，所以他选择了很常规的策略，先易后难。

虽然明军战斗力远逊于八旗，但后金在事实上主动息战，与明廷维持“心照不宣”的和平。对蒙古和女真，则针对他们部族联盟松散这一特点，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分化政策，愿意投靠的以联姻来结盟，不愿意的则军事突袭并劫掠。

这套策略本身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受自身体量以及底蕴的限制，执行起来进展并不快。

比如努尔哈赤直至身亡（天启六年），都未能消除野人女真的威胁（后由皇太极征服）。察哈尔林丹汗虽在军事上屡遭败绩，却拒绝向后金低头。内喀尔喀诸部虽愿意结盟，但也愿意叛约偷袭。努尔哈赤死前最后一战，就是征讨背盟的扎鲁特部 ……

所以至努尔哈赤身亡时，后金虽然在军事对抗上强于蒙古，但未形成战略优势。皇太极上位后双方态势的转变，要感谢林丹汗的助攻。其兼并内喀尔喀五部领地的行为，引发察哈尔内属各部的恐慌并最终敖汉与奈曼两大部叛离并投向后金 ……

所以天启二年至七年（阉党主政主要是在天启五年至七年），与其说大明的边墙（或者关宁锦防线）牢不可破，不如说努尔哈赤和后金无暇攻明。

这段时间除了外部势力的约束，后金的内部环境也日益恶化，让其难以对外扩张。而造成这一情况的祸首，就是努尔哈赤本尊了。

在古代人丁是比土地更重要的资源，以十三副铠甲起家的努尔哈赤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为吸纳辽人（主体是汉民）的投效，努尔哈赤在高淮乱辽期间就喊出“有房同住、有粮同食、有田同耕”的口号。正式起兵叛明后，也要求属下善待被俘掠的明朝军民。

俾自抚顺城来降之千户，未分其父子、兄弟， 未离其夫妇。因战事而失散之兄弟、父子、夫妇、亲戚、家奴及一应器物，尽查还之。此外，再给以马、牛、奴仆、衣服、被褥、粮食等。又给牛一千头，以供食用。每户分给大母猪二口、犬四条、鸭五只、鸡十只，以供饲养，并给与器皿等一应物件。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员，著交其原主游击李永芳管辖。

《满文老档》

为何辽东经略熊廷弼在《辽左大势久去疏》里大骂“今日辽人已倾心向奴矣”，因为努尔哈赤给的不仅比大明多，还比大明要好。那么这各取所需的招抚政策，后面为何又崩溃了？

为整合松散的女真各部，努尔哈赤打散了女真原有部族结构，以军事化的八旗制为核心糅杂出全新的“满族”。但后金大量吸纳汉民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让满、汉两个不同的族群形成一致的认同感呢？

努尔哈赤的办法简单且粗暴 -- “剃发令、迁居令和满汉合屯同居令”。既然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不同，那么强制要求两族人丁混居生活在一起，不就没差异了？

注：同居令原则为“大家并于大户，小家并于小户，房同住，谷同吃、田同耕”，同时要求汉民（按户计算）供应与其同住的旗民每人每月4升粮食（普通旗民每月口粮40升），旗民不得抢夺汉民财物子女等。但实际执行过程中，旗民往往依仗权力庇护，将汉民视为家奴而予取予夺。

首先，女真和汉民之间的文化代差，就决定了这两个族群不能简单、快速的融合。其次，这种消除差异的方法，实质是让汉民无条件地接纳和服从满人的行为习俗。带给汉民不仅不是善意，反而是一种压迫和羞辱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否定。

除此之外，八旗军事贵族们在享受特权地位的同时，还占据着后金内部的管理职务。他们不仅以权欺凌汉民，也在处理两族矛盾时故意偏袒满人。所以辽东汉民会拥护还是反抗，是不言而喻的。

天启朝中后期随着小冰期灾情的加剧，辽东全境遭遇冰寒和旱灾，粮食的减产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满汉矛盾，也加剧了八旗权贵对汉民的掠夺。汉民的逃亡和反抗，自然也会随之加剧。

这种族群的矛盾冲突，努尔哈赤知晓它的坏处，也多次下令各旗不得欺凌或掠夺汉民财物子女。但这些政令形同空文，不是努尔哈赤在做样子，是后金没有一套规范的（文职）政务处理系统。

努尔哈赤下达的命令，具体还是由各旗的军事贵族们（旗主、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依个人意愿和理解来执行。然而欺凌原本就来源于他们，所以能有什么效果？

对于民众以及中下层汉人官员而言，他们也不会去关心后金政务体系的弊端，他们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是空话和不作为。所以裂痕、矛盾、仇视只会更深，对应的暴力冲突也只会越来越严重。

理解不了其中关窍（或者不愿意承认失败）的努尔哈赤，自然会无能狂怒 -- 甩锅汉民，认为他们不识好歹、故意与他作对。继而报复性地推出了屠杀令“杀无谷人”（粮食不足五斗者），这换来的是辽东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注：对于努尔哈赤晚年的暴政，早年就归附后金的汉人刘学成将其甩锅为，“汗初取得辽东後，上至旅顺口，下及镇江，使民安居而养之。其後，无知之民负汗之恩养，年年逃叛。子若不孝，父岂可慈乎！以致因彼等之恶而迁移杀戮之”。其实对比皇太极上位后一年就稳定辽东局势，更能看出努尔哈赤在内政处理上的浅薄和无能。

不仅辽东汉民（包括部分蒙古、女真人）大量向辽西、辽南、东江（镇）、朝鲜逃亡，原本投降后金很多汉官将领也半公开的谋划着归明（例如刘兴祚和刘兴治兄弟），登莱和东江两镇也乘势在辽南以及辽东沿海一带的扩张地盘和吸纳人丁。

除此之外，一些胆子大的辽人更是主动成为明军内应或者抱团落草为寇，四处下毒或劫杀满人。“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残杀，致国中大乱”，为此努尔哈赤专门下令女真人需结队10人以上后方可出行 ……

伴随社会秩序崩溃的是社会生产（尤其是粮食）的全面停滞和下降，这自然也会拉低后金整体的军事能力。别说进犯大明边墙了，该如何让后金政权不崩溃以及保全自身才是当时八旗高层忧心的问题。

至于有魏忠贤兜底的大明边防有多强，来看看下述事实吧。

天启五年八月，受辽东大乱的鼓舞以及朝中弹劾其在辽事上无意进取的压力，孙承宗发启袭取耀州的“柳河之役”。此战虽规模和损失都不大（明军折了四百人马），但魏忠贤抓住这个机会让孙承宗下岗还乡。

接替孙承宗的高第一上任，防线就出了“大问题”。

鉴于后金马上就要来的报复，前线官员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高第为首，主张放弃锦（州）右（屯），退守宁远和山海关。一派以袁崇焕为代表，要求固守锦州和右屯。

谁是谁非姑且不论，对于掌控朝廷的魏公公和阉党来说，此时最该做的当属统一前线的部署和战略。但结果却是朝廷不明确表态，高第和袁崇焕各干各的。

高第将锦右的大部分驻军撤回山海关，袁崇焕则将囤积于右屯的三十万石粮食留在原地（包括周守廉下属的几千明军），结果防线成了纸糊的不说，努尔哈赤还白捡了粮食 …… 所以魏公公和阉党，在军事上是啥水平？

与其去臆想有魏忠贤在后金就不敢入关，还不如架空历史让努尔哈赤再多活几年，看看辽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