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l 大西洋月刊

社会正在陷入新生儿越来越少的困境，而各方对背后成因莫衷一是。全球大多数人（包括美国人）所处国家的整体生育率，都低于人口学家所说的人口更替水平（replacement rate）。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移民补充，人口就会一代接一代萎缩。部分地区生育率极低，下一代人口规模预计仅为上一代的一半。

学界已经提出多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一些专家归咎于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另一些人认为根源在于育儿成本；还有人把原因归结为生存焦虑或是过度养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提出了另一种解释：问题出在男性身上。在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新工作论文中，她提出，丈夫依然没有承担公平份额的家务和育儿工作，迫使妻子不得不在生育和事业发展之间二选一。于是，女性做出了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 —— 少生孩子。戈尔丁在配套的随笔中写道：“在女性自主权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如果男性能切实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好父亲’，而非让人失望的‘甩手掌柜’，生育率就会随之走高。”

戈尔丁的理论颇具吸引力，因为它有望化解生育率讨论中一个令人尴尬的矛盾。从历史来看，生育率下降总是伴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和自主权扩大。当平均生育数从 7 个降到两三个孩子时，这普遍被视作一件好事。但如今生育率跌破人口更替线，呼吁扭转生育下滑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在抨击女权主义本身。可倘若戈尔丁的观点成立，这一矛盾便不复存在。在她的分析框架下，女性地位提升推动了生育率下行，而只有进一步追求性别平等，才能让生育率回升。

可惜，这套理论似乎站不住脚，数据并不支持该结论。过去数十年，男性承担的家务和育儿占比一直在提高，但新生儿数量却持续走低。

一个国家经济走向富裕，生育率往往随之下降。但上世纪 90 年代，学者注意到：部分高收入国家，例如法国、挪威，生育率远高于日本、意大利这类高收入经济体。该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有学者提出假说：社会传统的变革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在日本、意大利，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在外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仍把大部分家务劳动压在女性身上，这让女性身心俱疲，不愿生育两到三个孩子。反观法国、挪威，民众更愿意生育，因为他们相信家庭内部会实现更公平的分工。澳大利亚人口学家彼得・麦克唐纳（Peter McDonald）在 2000 年发表了提出该理论的经典论文之一，他告诉我：“女性会看到其他女性的处境。”

戈尔丁的新论文正是建立在麦克唐纳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她的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国家正陷入一种 “错配”：女性向往现代独立生活，但男性却不希望女性这么做。该论文构建了一套简化经济模型来推演生育决策。模型中将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 “尽责父亲”（"" bdsfid="396">duds"），几乎不参与家庭劳动。如果受过教育的女性嫁给 “甩手掌柜” 并生育孩子，对方几乎不会分担家庭事务，女性就不得不牺牲事业，最终收入水平和没上过大学相差无几。反之，若嫁给 “尽责父亲”，她既可以生育子女，又能充分发挥自身经济潜力。

放到社会层面，女性要等到生育之后，才能看清自己伴侣属于哪一类。因此，女性的生育意愿，会取决于社会中 “尽责父亲” 与 “甩手掌柜” 的比例。社会中 “甩手掌柜” 越少，女性就越敢于生育下一代，而不必担心因此承受薪资损失。

所有经济模型都是对现实的简化，但不同模型的假设合理性有高下之分。戈尔丁的模型预设，只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会权衡是否生育。然而在美国等部分国家，没有大学学历的女性，其不生育的增速甚至超过大学学历女性。另一项关键假设是：伴侣属于 “尽责父亲” 还是 “甩手掌柜”，是完全随机的。现实中，婚恋双方的筛选匹配程度可能达到历史新高。人们更倾向于和教育背景相近的人结婚；离婚占比有所下降；生育前同居的时间变长。在生育子女前，我们有比以往更多时间考察伴侣；随机遇到一位家庭性别观念差异巨大的伴侣的概率不仅很低，还在持续变小。

该理论更大的漏洞，来自那些看似支撑它的数据。戈尔丁采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时间使用调查数据，把女性承担无酬劳动（育儿、家务）的相对多少，当作社会中 “甩手掌柜” 占比的代理指标。戈尔丁的数据显示：女性承担无酬劳动远多于男性的国家，总和生育率更低；家务分工更加均衡的国家，生育率更高。论文配图呈现出两者之间很强的相关性。

问题在于，只有沿用戈尔丁那套略显特殊的样本筛选方式，图表呈现的关联才成立。举例来说，纵轴的生育率全部采用 2019 年数据，却不对应各国时间使用调查的实际完成年份，而很多国家自 2019 年后生育率大幅下跌，这就造成多方面的数据失真。以芬兰为例，论文引用的时间使用调查完成于 2010 年，彼时芬兰生育率约 1.9，但戈尔丁绘图却代入该国 2019 年 1.35 的生育率。这个数值碰巧接近芬兰当下水平，但爱沙尼亚就并非如此，该国生育率从 2019 年的 1.7 跌到 2025 年的 1.2。

戈尔丁的样本限定为 2009‑2019 年完成时间使用调查的经合组织国家，却剔除了墨西哥、土耳其：两国女性承担大量无酬家务，但 2019 年生育率依旧较高。与此同时，她纳入了葡萄牙、丹麦，而两国的时间使用调查分别完成于 1999、2001 年。另有澳大利亚、奥地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爱尔兰六国，其调查同样在 1999‑2009 年间完成，但大多不符合该理论模式，便被排除在外。部分国家已有更新的时间使用统计。比如，若采用波兰和美国最新调查，无酬劳动的性别差距会缩小大约 25%。

一旦纳入戈尔丁剔除的国家，同时采用最新的时间使用与生育率数据，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关联。拟合曲线趋于水平，由家务分工差异所能解释的生育率波动，在统计学上的 R²（决定系数）仅接近 2%。

我就这篇论文采访戈尔丁时，她愿意接受相关批评。“你提出的所有质疑，我自己也会对我的研究提出，” 她对我说。她承认 “模型可以有上百种修改方式”。至于数据选取，她解释是为了和论文旧版本保持连贯。“做研究时，你会先用一套数据搭建分析框架，之后就不会再去思考，或许我该换另一套数据源。” 之后她通过邮件表示，这张图表 “并不是论文与研究的核心部分”，并且 “应当谨慎开展跨国对比分析”。

其他学者转述戈尔丁的观点时，同样遭遇方法论缺陷。南加州大学心理学家达比・萨克斯贝（Darby Saxbe）去年在Slate发文提出，男性多做家务育儿就 “可以挽救生育率”。文章配图同样对比经合组织国家男性无酬劳动占比与生育率。我尝试复现该图表，得到的结果截然不同。邮件沟通后，我们找到了大概率的原因：萨克斯贝图表的数据由 AI 搜集，部分数值疑似是 AI 生成的虚假数据。

戈尔丁表示，她论文的灵感源自 2008 年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研究《白鹳会重返欧洲和日本吗？理解发达国家的生育率》（Will the Stork Return to Europe and Japan? Understanding Fertility Within Developed Nations。题中stork，白鹳，西方民俗传说有白鹳送婴儿之说，指新生儿——编者注）。该论文作者发现：一国年轻母亲描述的男性伴侣家务育儿贡献，和该国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按照该论文测算，男性无酬劳动占比每提升 10 个百分点，对应每位女性多生育 0.4 个孩子，这是相当可观的差距。

也就是说，生育率与男性家庭贡献的相关性，在过去某段时期确实显著，但更新数据之后，该关联就消失了。白鹳一文使用的是 2002 年的调查和生育率。换成可获取的最新 2022 年调查，搭配多数国家最新的 2024 年生育率，得到的曲线几乎完全水平：男性家务劳动占比差异，基本解释不了各国生育率的高低。富裕国家之间生育率依旧存在差距，但这和男性家务参与度看上去没有关系。

白鹳一文曾给出乐观预判。研究观察到 “所有高收入国家男性承担的家庭责任占比都在上升”，于是预测 “生育率最低的高收入国家，未来数十年生育率或将回升”。可这并未成真。男性家务参与占比持续走高，生育率却进一步下滑。现有数据覆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呈现这一现实。芬兰 2010‑2021 年无酬劳动的性别差距大致减半，生育率却从 1.9 降至 1.5，如今只有 1.3。韩国 1999‑2024 年家务性别差距缩小 42%，同期生育率从每名女性 1.4 跌到 0.75。2008 年那篇论文的合著者、经济学家布鲁斯・萨瑟多特（Bruce Sacerdote）告诉我：“我猜想这套理论本身没错，只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完全盖过了它。” 可如果男性更多参与家庭劳动真能推高生育率，那这份效应目前完全观测不到。

倘若男性多分担家务真的可以扭转生育率下滑，那无疑是好消息。这既能减轻女性负担，又可以帮助世界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停滞、养老金体系崩塌的危机。可惜，现实已经完成了这场社会实验，结果摆在眼前：男性的家庭付出变多，新生儿数量依旧下跌。这并不代表男性已经做到极致，但足以说明，仅仅靠男性多做家务，很难解决生育困境。而告诉女性，说她们身边到处都是 “甩手掌柜”，就更站不住脚。*

八个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化 来源：戈尔丁论文

中国、墨西哥、印度、尼日利亚生育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