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律政影视剧里、一些法律人乃至社会人士的认识里，案件开庭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庭审表现，将直接决定着案件的审理结果。

据此，社会人士会通过开庭时的一问一答表现，评价自己的律师水平，有些律师会通过开庭时法官的审理方向和提问内容，预测这个案件未来的裁判结果。

以上的认识，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按照法律规定，凡是裁判文书里认定事实和法律争议，都需要经过开庭时的审理和辩论；未经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得出现在之后的裁定文书中。

然而，有很多律师发文感慨，语人君通过自己诉讼也发现，最近几年以来，有些法院对于案件的庭审重视程度越来越低，甚至将案件是否开庭，当成了可有可无、浪费时间的事情。

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就是，开庭时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律师，围绕着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的适用说了一大通，眼瞅着书记员都记录在案了，可最后拿到判决书发现，敢情自己开庭时说的，在判决书中也就是寥寥数语，根本没有相应的分析采纳与否的裁判说理。

情况严重的，自己的庭审观点，压根在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得不到丝毫的体现，更别说“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进行透彻的分析和评述”了。

网上，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庭审、裁判“两张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法发〔2018〕10号）中规定：

1、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

2、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围绕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说理，反映推理过程，做到层次分明；要针对诉讼主张和诉讼争点、结合庭审情况进行说理，做到有的放矢。

3、裁判文书应当结合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重点针对裁判认定的事实或者事实争点进行释法说理。

可是，这样的裁判文书写作要求，如果贯彻落实到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则是一个现实问题。

例如，下图中的这个判决书，前面说的是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诉讼时效内向被告主张过欠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后面则是直接认定“被告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以达到赖账目的的行为”。这么明显的前后矛盾，用网友的话说，简直就是两个人写的。

更多当事人和律师发文则表示，“二审判决书，怎么和一审的看起来一模一样？” ，拿着手的二审判决书，几乎是从头到尾“复制粘贴”的一审判决书，自己在上诉状、二审庭审中说的，根本没有得到体现和回应。

为何会出现庭审、裁判“两张皮”现象？

个人认为，出现如此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存在开庭审案法官并不是裁判文书的草拟人，很多时候只是签发人。

目前为了应对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尽可能多的增加办案人员数量，很多开庭时并没有出庭的法官助理，实际上在发挥着审理案件、撰写法律文书的职责。法官最多给出一个判决思路或是判决结果，至于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由法官助理自己组织。

法官助理开庭时不去庭审现场，撰写裁判文书需要“释法说理”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翻阅、复制原被告各方的书面代理意见，至于庭审发言，一般人认为都是书面材料的复述，也就忽略，或是懒得一点一点翻开了。

法官助理撰写的裁判文书，法官只是大体的仅看裁判文书，看到判决结果符合自己的法律观点，也就审核签发了。

二是大量的裁判文书写作采取复制黏贴方式，甚至用上了人工智能AI。

如今AI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当事人和律师准备诉讼材料使用AI，在很多法院乃至每个法院的审判系统内，都内置了AI辅助办案系统。有法院人实测表示，使用AI撰写裁判文书，几秒钟就能搞定一个案子，而且写出来的内容说理远比个人写的论证充分，只是有股AI味道。

上图判决书中的，“被告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以达到赖账目的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有人就指出，明显就是来自AI的手笔。

凡是AI写成的裁判文书，貌似裁判说理可以写的很详尽，但只要认真阅读分析就会发现，其语言风格大多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且缺乏跟之前诉讼证据的关联性、逻辑性。这是由目前的AI技术水平及其不具备人文精神所决定的。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用最高法院院长张军的话是，“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为了解决问题，绝不是来‘走程序’的。”，裁判文书要“摆事实、讲道理”，将释法说理贯穿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全过程。要提高庭审驾驭能力，提高当庭释法说理的能力和庭审控制能力，依法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问题进行释明，让事实之争、法理之辩“庭上见”。

出现了庭审、裁判“两张皮”，究其原因，是某些办案人员为了结案而结案，或是自认裁判结果没问题、即便当事人提起二审再审也会维持，就忽视了裁判文书的证据分析、辨法析理，认为当事人不会为了裁判文书的表述问题而大动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