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有一种趋势，估计不少小伙伴感觉到了,是啥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文明了，遇到冲突或者矛盾，俩人吵的脸红脖子粗，都觉得对方是不讲理的傻逼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打电话摇人，而是报警。

多数情况下，警察的到来，都能够有效地平息矛盾，双方也普遍愿意接受警察的“裁决”。但是有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一方报警，警察叔叔通过查看监控等手段调查后，发现报警人完全是冤枉，或者误解了另一方。

结果在搞清楚真相后，报警人并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也不觉得耽误了别人的时间，甚至也不在意给别人带来的名誉或金钱损失，以至于一点给别人道歉的意思都没有。

浙江丽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一家小超市里，一位打着电话的男士，在走过柜台时，不小心碰到了一位女士背着的、位于屁股上的小包。女士认为男士是有意在实施“猥亵”行为：你摸我屁股。

男士打着电话，明显被惊到了，赶忙做出解释。大家也知道，这种事很难解释的清楚。于是男士立马转变了态度，一边鞠躬一边说着对不起。

想不到的是：男士的道歉，似乎增加了女士的信心，坚定了她认定对方就是流氓的想法，然后女士果断的就报了警。

这里多说一嘴，这情况要是没监控，男士面临的很可能是一个“死局”。你不退一步，非要给对方硬钢，对方肯定也不会罢休，最终警察来了你也是说不清楚。

可你要是用“我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想法，主动退让且态度诚恳的道歉的话，反而又会让对方认为你是“做贼心虚”，然后令对方信心爆棚，坚定对方要让你这种“流氓”付出代价的决心。

说回正题，女士报警后，警察来了，调取监控，最终证实，男士在经过的时候，已经在有意侧身，手臂紧贴身体，有明显的规避与女士发生身体接触的动作。因为女士当时也有转身的动作，所以男士手部跟女士的包有了一个非常轻微的接触。

警察叔叔最后认定，男士不存在流氓行为。女士也看了监控，按理说得知自己冤枉了别人以后，心里应该是充满愧疚的，并且报警这段时间，也耽误了对方的时间，女士应该向男士表示一番歉意，比如买包烟、买瓶水，最不济诚恳的道个歉。这不过分吧？

可女士不但没有丝毫歉意，反而埋怨起超市老板，把责任都推给老板，说什么有监控为啥不第一时间给自己看。老板没有惯着他——你有啥权力要求我？最终，女子既没有给警察表示感谢，也没向被冤枉的男士道歉，就那么厚着脸皮，溜走了。

这一幕很熟悉吧，地铁上发生过，大街上发生过，以至于个别男性总结出生存秘籍：人间之小仙女，咱惹不起也躲不起，十米才是安全距离。

其实也不只是个别“小仙女”，社会里有那么一小部分人，男女老少都有，被害妄想症很严重，并且面子感还特别强，他们可以仅凭借“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妄想，就报警让警察叔叔来主持公道，但当发现“公道”对自己不利，或者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时，却一点不为给别人带来“无妄之灾”而羞愧。

这类人一方面可能是从小娇生惯养，缺乏责任教育；另一方面也缺乏社会上的毒打，没人愿意或者敢于给他们“惩罚”，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往往不太好惹。懂得都懂，这里不展开说了，不是本文重点。

这类人虽然是少数，可带来的影响却不小，就像“扶不扶”事件里的那位倒地者和法官，群体中的极个别个体，就让如今人心冷漠到如此地步。

再比如川大地铁诬陷事件里，一姑娘污蔑大叔偷拍，大叔都把手机交给姑娘检查，用以来自证了，可事后姑娘还是在网上对大叔进行诋毁。

说这些啥意思呢？很多不好的社会风气，都是极个别的事件和极少数人带坏的。之所以会被带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人在滥用权利，尤其是给别人带来影响和损失之后，并没有承担到，也没有人能强行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朋友都清楚，权利不是单独存在的，咱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是需要承担相对应的义务的。

比如，你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你不能胡说八道，蓄意诬陷别人；再比如，你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但你不能非往别人家里跑，别人不让，你就说人家侵犯你的自由。

你有权利，别人也有。你自由行使权利的前提是，不能损害别人的权利。

这事里，那位女士感觉到自己被“侵犯”，选择报警，这是正确的做法，也是值得鼓励的。也正是这样“勇敢”的人多了，各种不良行为才少了，治安才好了。但是你的“勇敢”，是会对别人造成影响的。你可以只因为“怀疑”就报警，可你同时也得知道，报警的同时，你需要承担的“义务”就出现了。

如果警察叔叔确定对方的确有违法行为，那自然由法律来处置。可如果对方没有违法，纯粹是你误会、冤枉了别人呢？啥事没有，你拍拍屁股就溜了？

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你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别人承担时间、金钱、名誉上的损失，凭啥呀？

这就是当下的现状，也是很多小伙伴不爽，不满意的地方。是啊，凭啥她们享受了权利，损失要我来扛。还有天理嘛，还有王法嘛？

有，但目前还远远不够。

博主特意查了一下资料，也问了下豆包，得到的结论都是：目前在面对这种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的报警时，如果证实报警人冤枉、误解了别人，警察叔叔只能善意的提醒或建议报警人道歉。如果报警人死活不道歉，或者直接开溜的话，警察叔叔没有权力要求他必须道歉，更没有权力阻止报警人离开。

受害者如果想要维权，索要一些赔偿，哪怕只是想要个道歉的话，唯一的方式就是提起诉讼。

这就比较讨厌了。

报警人可以仅靠猜忌和怀疑就报警，如果警察叔叔来了，证明对方是“流氓”，自己就是勇敢的斗士，还能发微博、朋友圈、抖音炫耀一把：今天又把一个流氓送进去了。

如果对方不是流氓、坏人呢？没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人家扭屁股就走也没人敢拦。

这种行使权利却不用承担“成本”的方式，好的方面就是降低了报警成本，让人们敢于报警。不好的方面就是，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警力浪费，也助长了一些人“凭感觉”报警的坏习惯。

之前另一位在地铁上被诬陷偷拍的小伙，警察证明了他的清白，可姑娘却坚持不道歉。事件闹的很大，对小伙名誉造成了很大影响。小伙只能提起诉讼，前前后后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事情才算了结。

换作是你这个小伙，你会如此大费周章地“维权”吗？如果事情再小点，影响也小点，估计大多数朋友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于是结果就成了这样：

不忍气吞声，自己就得额外再花更高的成本去维权，维权过程又会消耗法院的资源。法院作为公家单位，资源的来源途径是国家税收划拨。

于是事情就变成了：一些人因为“怀疑”报了警，结果发现冤枉了别人，给别人造成了损失。如果人家想挽回损失的话，甚至哪怕只是想要个道歉，都得付出不小的代价，并且消耗掉一些国家资源，才有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如果选择忍气吞声，那其实就是现在的局面。

很多忍气吞声的朋友，不愿意费劲巴拉的给自己“讨回公道”，懒得去追究被人冤枉的损失，结果助涨了某些人的“勇气”——有接触，怀疑你耍流氓；没接触，怀疑你偷拍；甚至还有些朋友被质疑“视奸”，也就是你看了别人一眼，人家就说你耍流氓。就问你想不想哭？

咋办呢？

思来想去，博主觉得也许给警察叔叔赋予一项权力，也许就能起到不错的效果——如果报警后，警察叔叔认定报警人的猜测和怀疑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冤枉了别人。赋予警察叔叔强制要求报警人道歉，甚至进行适当赔偿的权力。如果报警人拒绝，让警察叔叔拥有对其进行强制处罚，甚至短暂拘留的权力。

当然了，这种权力会带来一些问题。当然大家也应该都知道，任何制度、法规，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只要好处大于坏处就行。赋予警察叔叔这种权力，可能会降低一些人报警的意愿，毕竟有成本了嘛。

但大家反过来想，报警这事，本来不就应该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吗？如今的很多报警，很多说得难听点，就如同儿戏，就因为没啥成本和代价。无效报警少了，真正需要的人，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赋予警察叔叔这种权力的好处是：一方面让被冤枉的人，至少在心理上损失少点。得到了警察叔叔无罪的认可，强制要求报警人道歉，被冤枉的怒气基本上能消了，后续也不至于打官司，浪费自己精力和国家资源。

另一方面是，让报警人明确了解自己的行为，虽然是正当，合理的，但对别人造成的影响自己也是需要承担起来的。更关键的是，这么做对于社会风气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有助于普及一项常识——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是同时存在的。

任何事物，免费就一定会造成浪费和滥用。相反，有成本有代价，往往也最科学，最持久、也最有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全文完，感谢阅读，喜欢请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