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中承认：“过去我遇到过不少惊险的事，也多次死里逃生，特别是抗战前我在上海专门搞逮捕、绑架和暗杀，经常是与对手进行生死搏斗。我从脚到头，满身伤痕累累，一个不注意便一命呜呼，所以，我后来越干越胆小，能指挥别人去拼搏时，便尽可能让别人去，自己是尝到过不少苦头，能不亲自出马时便不强出头了。（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进了战犯管理所后，依然战战兢兢，生怕被“故人兼仇人”干掉——沈醉虽然在多本回忆录中说自己会武功，但他应该知道，那所谓的武功大多是花架子：“我从小学国术，身段柔软，做踢腿运动时，脚可以踢过头顶；做弯腰运动时，不但头可以碰到膝盖，而且可以把两手的肘部碰到地上。”

练过实战武功的读者当然知道，飞脚过头根本就是花架子，把身体内练得太软，真动起手来也没有什么优势，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遇到三个有仇故人当然也知道，沈醉的武功就是吹出来的，以命相搏单挑，杀他易如反掌。

沈醉抗战前在上海活动，真实身份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记者陈仓，他的格斗对象就是我方的地下工作者，最“危险”的一次是被一枪打中胸口，因为对方手枪威力较小，他穿得很厚而捡了一条命。

在打斗中，曾被一位女地下党一棍敲在左腿上，还曾被一位男地下党抱着从三楼摔下，被二楼的晾衣杆挑出左眼球，后来戴笠请了外国医生才给安了回去，所以沈醉晚年有点瘸，还戴眼镜，他认为那是罪有应得：“那是很不光彩的伤痕，正如我从头上、胸部到腿脚所负的伤一样，正确点说，是革命人士对我的惩罚。因为这都是我在逮捕革命人士，双方搏斗时被打伤的。”

沈醉在抗战期间，大多数时间都跟在戴笠身边搞总务，也就是个高级跟班，戴笠也挺能替他吹牛，在向老蒋和宋三妹推荐沈醉的时候，更是吹得天花乱坠：“他十几岁就跟着我，绝对忠实可靠。校长过去去上海、庐山时，他都带人担任过外围警卫。他办事认真，能干，两手都能打枪。还会驾驶汽车、摩托、汽艇，会照相，会游泳，国术也有基础。”

戴笠替沈醉吹牛，主要是想推荐沈醉给要去美国的宋三妹当保镖，虽然戴笠吹嘘的话老蒋两口子没有全信，而且比较冷淡，但沈醉却像阿Q见了赵老太爷一样兴奋：“我们向他们敬礼退出。他们没说一句客气话，也没动一下身子，还在继续进他们的午茶。一路上，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觉得能给夫人当‘侍卫长’，就更不用发愁将来的前途了。”

老蒋也是在上海混过江湖的，对所谓的“武林高手”有所了解，所以对沈醉是否会武术并不是很在意，宋三妹因为带的东西和照顾生活的佣人较多，就没让沈醉上飞机——看起来沈醉这个“高手”，在人家眼里连个佣人都不如，沈醉的“保镖梦”就此破碎，并在戴笠被毛人凤排挤到云南。

沈醉在卢汉的云南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但又跟李弥余程万等人结为“七兄弟”，明显是假装起义真图谋不轨：“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沈醉并无起义真心，后来进了昆明陆军监狱和重庆、北京等地的战犯管理所，实事求是地说一点也不冤枉，而他在战犯管理所遇到仇家，也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夜路走多了总会见鬼”，他见到的第一只鬼，就是被捉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的周养浩。

周养浩跟沈醉、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但在军统（保密局）期间，徐远举周养浩的关系并不融洽，徐、周二人鸡争狗斗，毛人凤还专门把沈醉从昆明拉出来当和事佬。

进了战犯管理所（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战犯学习改造的地方名称不尽相同，我们还是统称其为战犯管理所）之后，徐远举和周养浩“捐弃前嫌”联手对付沈醉，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昆明被抓，完全是因为沈醉的“出卖”，徐远举只是怒目而视破口大骂，周养浩则下了杀手：在重庆白公馆关押期间，宋希濂和钟彬下棋，沈醉观棋不语，周养浩抡起小板凳，奔着沈醉的脑袋砸了下去。

自称练过武功的沈醉，既没有察觉周养浩的杀气，也没听到板凳挂起的风声，当然也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倒是正在楚河汉界跟黄埔一期老同学、老搭档钟彬激烈厮杀的宋希濂，凭着战场上养成的敏感和反应，条件反射般伸臂挡住即将把沈醉砸得万朵桃花开的板凳，然后顺手牵羊夺下板凳远远抛开，电光石火之间，沈醉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被宋希濂一把拉了回来。

如果不是宋希濂反应神速，周养浩杀沈醉可谓易如反掌，看起来那些特务也就是搞个突然袭击，或者面对被捕人员的时候比较神气，真到了生死关头，他们也会大脑宕机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我们看历史照片就会发现，宋希濂又高又壮，比沈醉周养浩都大了一圈，如果宋希濂想弄死沈醉和周养浩，甚至都不用钟彬帮忙。

幸好宋希濂不是沈醉的仇人，军统（保密局）的特务也不敢招惹老蒋的嫡系鹰犬将军——那些在西南活动的特务，在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面前，只有低眉顺眼的份儿，根本就嚣张不起来。

宋希濂救了沈醉一命，从重庆迁到北京功德林，沈醉又遇到了两个“故交仇人”，还念了一首打油诗自嘲：“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

沈醉遇到的这两个仇人，一个是年轻时曾在孙中山身边任卫士，黄埔一期毕业后又给蒋介石当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的周振强，此人算得上“大内高手”，沈醉遇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怕他报复我”。

抗战期间，战时干部教导总团副教育长兼綦江警备司令周振强枪毙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一个作恶多端的稽查员，时任稽查处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代处长的沈醉差点跟周振强火并，被戴笠阻止后依然余怒未消：“我当时对那件事的处理一直不服气，认为很不妥当，所以，我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周的时候，还和他吵了一架，弄得宴会不欢而散。”

另一个就是在双堆集被俘的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黄维跟沈醉不是死仇，而是跟所有的特务都有仇，而且据沈醉回忆，黄维的“武功战力”也是致命的，黄维跟原军统局电讯处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情报处）处长董益三打架，那是动了杀机的：“那位组长（董益三时任学习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不同人员回忆文章对其职务记载略有不同）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黄维对特务的仇恨可以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直到特赦之后当了全国政协常委、文史专员，依然对特务余恨未消，他对忘年交、陈赓的学生、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干部王春景坦言：“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这帮家伙手段卑劣恶毒，不但残杀共产党，还杀害其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我们这些军人也曾反共，但我们是在公开战场上，明对明、枪对枪，犯的是战争罪！我一直认为，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与军统那一套手段是有区别的！（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9年第四期《我与黄维的一段交往》）”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国民党正规军的将领对特务都十分反感，胡宗南虽然跟戴笠私交甚笃，但坚决不让军统特务渗透到自己的军队中，其他如陈诚、阎锡山等人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进了战犯管理所，特务也是不受其他同学待见的一伙。

黄维对董益三动了杀机，当时沈醉并不在场，但黄维跟特务的仇恨，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我们不知道黄维的仇恨从何而来，但在战犯管理所期间，黄维跟沈醉绝不是朋友，因为在黄维看来，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习惯背后捅刀子的狗特务，这也给读者诸君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周养浩尚且能用偷袭手段对沈醉构成致命威胁，周振强和黄维要是对沈醉痛下杀手，沈醉能接住一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