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每日经济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8月19日报道，情侣王某某和谢某某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

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件拆单同时进行。下单后，二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

公诉机关查明，2024年6月至11月，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1.9万元、1.9万元、5万元和2.85万元，共计11.65万元。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6000元。

案例二：“齐鲁晚报”8月30日报道，王某自2023年以来，以非法占有、恶意索赔敛财为目的，专门瞄准各地中小商户业务漏洞伺机作案。王某挑选过期商品、产品标识瑕疵、微小服务疏漏等细微问题，刻意“知假买假”，累计投诉举报500余次，单次索赔200至5000元不等，非法获利31万余元。

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刑侦大队联合孟庄派出所成功侦破这起跨区域恶意索赔敲诈勒索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循线深挖查出全国数百起同类案件。

案例三：“江西公安”9月1日发布案例信息，经查明，2023年年初，李某甲在网络上了解到打假索赔可以赚钱，并学习了相关流程手法后，纠集李某成、李某文、李某乙等人随机进入店铺寻找购买临期、过期的辣条、面包、火腿肠等价值十元以下的小食品，向全国12315等平台投诉后，再向商家索要300至1000元不等的赔偿，并以继续投诉、举报、曝光等理由对商家持续进行施压，迫使商家为息事宁人或避免处罚无奈支付赔偿款。

截至被抓获，四人先后流窜至赣州、成都、贵阳、重庆、北京等7省10余个城市，共同或单独作案共计近千起，非法获利数十万元。赣州市公安局8月25日兵分两路先后在赣州、北京两地，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抓获归案。

恶意索赔入刑，职业打假风险持续加大

曾经，职业打假行为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存在，有些职业打假人及其打假案例被媒体公开报道，有的职业打假人还专门注册了公司，宣传要以职业打假行为来帮助净化行业风气。

然而，伴随着职业打假行为的争议一直不断。有人力挺之，也有人认为，职业打假仅是个人盈利为目的选择性打假，根本发挥不了净化行业风气的作用，而且其中很多人采用人为造假、批量投诉等方式进行打假，令众多商家、行政机关不胜其扰。

这个话题经过数年的争议，终于迎来了法规性的否定性认定。2024年多部新规落地，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不再被支持，仅保护普通消费者基于生活消费的合理维权。

2024年8月22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核心内容是区分普通消费者与职业打假人，明确仅支持基于生活消费的合理维权，细化标签瑕疵、代购责任、多次索赔等规则。

2026年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从行政执法的角度，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投诉。

到此，意味着职业打假行为，已经遭到了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彻底否定，职业打假行为的营利空间理论上已经不存在了。

不仅职业打假行为法律上不再支持，2026年7月起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恶意索赔被明确列为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之一。

“恶意索赔”被定义为：犯罪分子以维权打假为掩护、以恶意索赔为目的，通过购买目标商品，再以商品存在瑕疵、夸大宣传等为借口，向商家强行索要相“补偿”，若商家不妥协，则以大量差评、恶意投诉举报、强行索要高额赔偿，实施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上述的公开刑事案例。

近日，张明楷教授的那篇职业打假的法律文章在网上热传

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法律定性，专门研究的法律文章并不多，很多法律人的法律认识是来自刑法学专业、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几年前发表的《妥善对待维权行为避免助长违法犯罪》一文中的提及内容。

文章中，张明楷教授系统性的分析了为了个人获利为目的、以投诉或曝光为手段的知假买假行为的刑法定性，认为职业打假的原则上不构成犯罪，即使行为不当也应优先用民事、行政法律调整，刑事司法需保持谦抑，不能轻易入罪。（原文今天第二条文章推送）

此外，将“职业打假会导致刑事责任吗”询问人工智能，得到的答复也是，职业打假本身不必然的导致刑事责任，只有越界实施恶意索赔、敲诈勒索等行为，才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最后结论

职业打假行为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大，相关的从业者还是及早远离为妙。

尽管网上的法律文章仍在坚持认为职业打假行为并不必然的导致刑事责任，但到了具体办案中，相关案例已经将职业索赔行为作为了刑事责任的立案条件。

一旦在具体案件中，被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再想通过法理分析脱罪或是免刑，难度相当大，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