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四月廿五日，那桐在日记里写了一行字："早赴园……工巡局奏王维勤仇杀马氏一家十二命一案一折，均奉旨依议。"

这行字写得平淡，像随手记一笔日常公务，但它终结的，是一桩拖了三年的灭门血案。主谋王维勤，乙酉科举人、大挑知县，按《大清律》"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的条文——意思是，凡杀死一家中本不该判死刑的三人以上，或肢解人尸的，处凌迟——被押往菜市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的人。

一年之后，1905年4月，清廷正式下诏废除凌迟。

这个案子起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的一件小事：李家的猪跑出圈，被王家派人拿获宰食，还声称践食了青苗，勒令李际昌出钱五千吊认罚。

这段情节不是民间传说，是控诉者小李马氏在工巡局的供词里亲口说的，原话记录在奏折里："缘王维勤前因强买伊家房产并因借贷不遂，挟有嫌隙……勒令伊翁父李际昌出钱五千吊认罚，李际昌不允。"翻成白话就是：王维勤先前要强买李家房产、又借钱不成，心里记了仇，借猪的事逼她公公交五千吊钱，李际昌不肯。

不肯的后果是，王维勤唆使兄长、廪生王维恂出面，把李际昌告进县衙责押。李家大儿媳到王家央求放人，反遭调戏鞭打，羞愤之下拾了片刀自刎，腹中胎儿一并殒命。

一尸两命，王家出钱了结，李家要求打幡送殡、立节烈碑，从此"王李二姓仇隙愈深"——两家的仇怨越结越深。

几年后，王维勤认为报复李家的机会有了。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当时正值庚子乱后，王维勤奉县谕办理团练，手里有了武装，便诬李家通匪，率人杀其一家十二口。小儿媳妇小李马氏本也在被杀之列，是王维勤的儿子拦住父亲——不是发善心，是嫌浪费：这寡妇年轻，还能卖钱。

这一念之贪，给王家埋下了祸根。小李马氏被监押在王奇家，寻隙逃脱，从此踏上告状之路。

她怀揣状纸一路从县打到府，从府打到省，再打到都察院，随身携带的证物，是孩子们在河滩被杀时串在一起的发辫——尸身早被野狗啃尽，只剩这几束辫子。

这条路走得有多难，从一件事就能看出。发审处委员当面质问她："王维勤一榜出身，岂有杀人之理？"意思是：王维勤是科甲正途出身的读书人，怎么可能杀人？这句反问，正是当时官场心照不宣的预设，也是王维勤最大的护身符。

果然，抚宁知县张石与他交结，保定知府朱家宝、承审知县宁缃受托开脱；王维勤一边花钱雇卢龙县民罗必青等人谋害小李马氏，一边倒打一耙，告帮她写状纸的董树森是讼棍，把人弄进了监牢。最惨的一笔是，她带着六个月大的遗腹子重兴儿上保定候审，婴儿不能上堂，托旅店店主照看，回来时发现孩子全身发紫，已被毒死。

这个案子的转机出现在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五日。

那天，小李马氏和董树森把状纸投进了新成立的工巡总局。时机巧得很，原管工巡局的善耆丁忧，那桐刚于二月接任步军统领并管工巡局事务。

那桐提她详讯，她咬死一句："如有虚诬，情甘反坐，再三研诘，矢口不移。"——我若有一句虚话，情愿依反坐之罪受罚；官员反复盘问，她的口供始终没有改变。

而王维勤此刻干了一件蠢事：他带着说合人追到北京，想找小李马氏私了，被那桐密派的巡捕在前门外旅店当场拿获，其长子王者瑞也在八旗中学堂落网。

三月二十日，那桐日记再记一笔："早赴颐和园……工巡局奏参革知县王维勤，奉旨：依议。"

案子上达天听，阻力并未消失。

五月，御史恽毓鼎上了一道"要案请饬部严讯片"，点破关节："抚宁县知县张石交接王维勤，徇情偏袒，助其凶焰……保定府知府朱家宝、承审知县宁缃受张石嘱托，巧为开脱……臣闻张石现在京设法斡旋，承审各员难保不为所动。"这段话是说：张石与王维勤勾结偏袒，朱家宝、宁缃受人请托替罪犯开脱，如今张石还在京中活动，审案的官员难保不受影响。

光绪当即谕令刑部秉公定谳，"不得稍涉瞻徇"，不许有丝毫顾忌包庇。慈禧的态度，则落在了五月十四日那道懿旨上——恽毓鼎片中说"恭读本月十四日懿旨，仰见圣主悯赤子之无辜，惩酷吏之弄法"，赞颂太后怜悯无辜百姓、惩办枉法的酷吏。

正是这道旨意把案子钉死，再无转圜。

行刑那天，菜市口人山人海，在场的外国摄影师拍下了照片，收入派克相册（下图即为凌迟王维勤的真实照片）；时为学生的水利学家李仪祉亲眼目睹，晚年仍确认王维勤就是最后一个受凌迟的人。

还有一个收尾的细节值得记下。

王维勤伏法后，亲友怕受牵连，无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京官葛毓芝念乡榜同年之谊出面收殓。

《清代遗事撷华》感慨"李、王两家该有前生冤债"，其实哪有什么前生冤债，分明是一个举人的功名、银子与人脉，可以一路遮盖他犯下的灭人家门的血债；若不是一个怀里揣着孩子发辫、告到"情甘反坐"也不松口的寡妇，他就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