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二任经略的半年里，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争执、攻讦中。撇开被反复加戏的“党争”，王化贞身上到底有什么问题，让熊廷弼不待见这位与他共理辽事的同僚呢？

在二人正式决裂前，熊廷弼寄出过一封《劝王肖乾中丞》（王化贞号肖乾，中丞是对巡抚的敬称）。我们来看看熊廷弼在这封“知台下初见之，必怒且恨”的书信里，是怎么喷王化贞的。

首先，熊廷弼认为王化贞不注重实际和具体军务，痴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者说纸上谈兵）。

比如只顾选定要害节点，但不规划、准备对应的防御措施和工事，“以致冰结凿冻之误”；将军队外派驻防，却不提前考虑他们的粮饷、水源供给等，“以致临渴掘井，脚忙手乱之误”，这能不坏事么？

虽说关内援军、粮饷、军械等持续抵达辽西，但物资人员需要有效组织后，才能形成战斗力。如需建立稳定的粮饷分发体系，以保障人畜所需；九边援军由于分属各镇，需要加强（合营）训练以提高他们的协作能力 ……

每见河西要兵，兵至而不加养练；要马，马至而听其饿死；要粮，粮至而任其浥烂；要器，器至而置之高阁。若由此道而不变，恐虽再加二十万，而亦不能善其守也。
《襄愍公集（卷七）·劝王肖乾中丞》

但王化贞并不是很在意这些，不仅导致前线军队疏于训练，而且在朝廷稳定输送粮饷的情况下，居然还规模性出现因欠饷欠粮而导致的士卒逃军，以及军马因饥不堪用乃至饿死的事情。

其次，熊廷弼认为他们的“战守”分歧就不是军事策略的选择问题，而是王化贞“以急欲成功之心，而乘坚于偏信之见”。

因“迫欲慰河东之望”，所以先花时间和精力稳固防线，不仅不可取，还天生有问题。因为老想着一战定乾坤，就会自己给自己“洗脑和加戏”。比如辽沈溃败之初，还喊辽西不可保且“有二十万不能善其守”，现在又觉得六万兵马就可荡平建奴。

王化贞的这种心态，必会影响关外官员和将领们的行为。为迎奉上官，他们大多不顾部属的真实战力，个个都高喊进剿。而且不少人为不碍大势，明知有问题也不吭声，“河西塘报多观望，有合于言进者则报，不合则不报”……

熊廷弼还专门拿王化贞非常得意的毛文龙部举例，“东兵救镇江失利，攻铁山失利，势分与忙且急，谁曾见来”。毛如果坦言得失以及敌我的强弱，你还会折腾“乘锐渡河取海州”么？

最后，熊廷弼还指责王化贞识人用人不行，且刚愎自用和易信。比如王化贞既坚信蒙古人是一大助力，也觉得自己能够策反女真的“内应”。

相对于熊廷弼难听的劝谏，王化贞明显更相信顺着他说话的林丹汗、李永芳（原抚顺游击）等人。最终林丹汗用“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的大饼，从王化贞手里换得高额抚赏，让自己在东蒙古快速崛起。

而李永芳“痴迷”于王化贞释罪令的表现，让王化贞觉得这位建州额驸，已淡忘从女真获取的地位财富以及明廷大量捕杀其族人的仇恨，一心归附大明。由此放任自己的下属与其接洽，结果反让李永芳策反了孙得功（王化贞的心腹武将）。

除了以上这些熊廷弼主动提及的问题，熊廷弼还在三个方面和王化贞分歧严重。

其一，前线布防。

王化贞主张沿三岔河设六营抵御女真渡河，并在广宁和三岔河之间的西平、镇武、柳河、盘山等堡驻兵作为支援。熊廷弼则认为三岔河水浅易渡，前线兵力被分散到六营和各堡，反会让他们都挡不住敌军的冲击，完全是自败之策。

熊廷弼主张只在三岔河一带放置一些哨卫，日常预警、战时见机骚扰，主力则全收缩至广宁。只要守住这个辽西重镇，女真过河也站不住脚。届时只要广宁明军不自乱，就算是不主动出击，女真也会因补给问题而自退。

熊廷弼的策略其实是他第一次经略辽东时，防守沈阳的翻版（不急于重新实控沈阳外围，如蒲河、抚顺等地）。其最大的问题是，会造成放任女真劫掠广宁以东的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畏敌”压力（王化贞可能也是怕这个）。

其二，袭击女真后方。

熊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而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
《明熹宗实录·卷十四》

熊廷弼二任经略提出的征剿方案是“三方布置”，简单说就是在广宁方向牵制住女真主力，待天津登莱的新军征募训练完备后，渡海直攻河东腹地。所以熊廷弼认为在明军主力未准备妥当时，这个“镇江大捷”纯属胡闹邀功。

明廷在这个大捷的裹挟下，命令广宁（王化贞）、登莱（熊廷弼）分别出兵四万和两万乘势进剿，但很快又因了解到实际战果（镇江丢失且毛退守海岛）而主动作罢。这不仅打乱原本的战略部署，也严重挫伤了关外军民的士气人心。

甚至可以说熊廷弼在这件事情上，把王化贞和毛文龙恨得牙痒痒。

其三，经略要不要去前线。

虽说身为经略的熊廷弼不能节制巡抚王化贞（明朝官制的问题），但熊廷弼毕竟是明廷实授的“辽事”负责人。所以王化贞和兵部都希望熊廷弼前往广宁坐镇，但熊廷弼坚决不去。

熊廷弼的理由是，从中枢到前线大多都站在巡抚王化贞一边。既然他说了不算，为什么还要跑到前线去当背锅领导？在兵部多次敦促熊廷弼移驻后，他甚至奏请朝廷将其赶回老家算了（这次复出熊廷弼本就不愿意，是天启把他逼出来的）。

王化贞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其实和熊廷弼“类似”。经略如想发号施令，先移驻前线；若不想担责，就不要在后方说三道四 ……

到了天启元年末，因“经抚不和”日益严重，朝廷里“事权归一”的呼声越来越大，而且大多建议罢免经略将辽事统授巡抚（兵部尚书张鹤鸣也要求罢免熊廷弼）。从上帝视角来看，熊廷弼有了解套的机会。

但是天启不同意，要求经略留任并传令关外“经抚同功同罪”。相关明档里并没有留下天启下旨的理由，笔者个人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熊廷弼是天启屈尊降贵，连发几道低声下气的敕令请回来的，“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划安攘”。这么被赶下岗，皇帝的颜面也不好过呀。

二，因为战前根本没想过会败得那么快。所以用“同功同罪”把熊廷弼留下，也相当于一个备份或保底。万一王化贞不济事，还可以将其撤职让熊廷弼顶上去。

不论真实原因是什么，天启强行留下熊廷弼的那一刻，也相当于把他送上了死路。

编者附：

广宁惨败后面紧跟着云南奢安之乱和山东徐鸿儒（白莲教）起义，明廷因一时无钱无兵而束手无策。皇帝或主动或被动都要甩锅，旧恨新怨之下熊廷弼也就必死了，而且绝命诏书也写得格外“咬牙切齿”。

天启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圣谕：

朕惟践祚以来，日夕兢兢，思复祖宗封疆，奉行祖宗法度，其与二三大臣及诸百执事，三令五申者，至谆切矣。

念自逆奴内犯，辽左戒严，我皇祖时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尚方，赐之蟒玉，宠极人臣，义当尽瘁。

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则托病卸担，荐袁应泰而辽阳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则西蜀变，风闻山东则山东乱，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宁，斯其罪难擢发数矣。

迨三尺莫逭，复百计钻求。其最甚者，则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有顾大章，妄谓罪属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之幕，嘱令遣书求解。诸奸受贿，动以万千，又安问祖宗疆土与祖宗法度哉？

朕深切痛恨，已将杨涟等置之于理。顷八月二十一日，于文华殿讲毕，卿等五员面献刊行有像辽东传一册，出诸䄂中，合词奏曰：此熊廷弼所作，掩饰夸功，希图脱罪。

朕亲览之，竖发切齿。此盖熊廷弼奸谋，不得肆行于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怀不轨，辱国丧师，恶贯满盈，罪在不赦，而又刻书惑众，情益难容。

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周洪谟等，形于章疏，再四抨弹，宜亟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民之愤。卿等既拟谕来，具见献书忠恳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可即传示刑部等衙门，著便会官速决了，以为人臣辱国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

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