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山西祁县城内，日军占据县城不久，街面上最让百姓害怕的，并不只是巡逻的刺刀，还有那些熟悉乡里道路、认得各家门户的本地人。他们穿着便衣，拿着名册，替日军辨认谁家有人参加抗日，谁家曾经接济过八路军。

祁县地处晋中，城镇与乡村联系紧密，商旅、车马和赶集的人流很多。日军兵力虽强，却不熟悉村庄之间的道路和地方关系，于是便扶植维持会，利用地方汉奸搜集消息。王怀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掌握了维持会事务，并组织侦缉力量。

这种情报网看起来并不复杂，却很难对付。村里的保甲、城里的巡查、集市上的眼线，彼此串联起来。百姓出城要查验凭证，货郎经过关卡要打开担子，外乡人投宿也会被盘问。抗日人员只要在某个村子停留片刻，消息很快就可能传到县城。

更麻烦的是，汉奸熟悉当地人情。他们知道哪户人家与外村有亲戚，哪条小路能够绕过日军据点，也知道谁家曾给八路军送过粮食。日军得到的往往不是一条孤立消息，而是一整套关于村庄、道路和人员的判断。

陈赓当时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38年，他35岁，正处在带兵作战和经营根据地都十分繁重的阶段。对他而言，县城里的汉奸并非普通治安人员，而是日军伸向乡村的一只手。手不斩断，部队行动就处处受制。

一次会议上，参谋人员把祁县周边的情况摊在地图旁。几个联络点接连暴露，工作队进村后难以隐藏，群众也因汉奸威胁而不敢公开接近抗日队伍。陈赓没有急着讨论攻城，而是盯着地图上的县城和道路，提出了一个直接判断：“日军在明处，内奸在暗处，得先打掉这张网。”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攻打日军据点，动静大，目标也容易确定；清除情报网，却要求掌握敌人的生活规律，还要尽量不牵连百姓。行动既不能拖，也不能把县城搅成一团，否则日军很快就会增援。

承担侦察任务的查玉升，曾在红军时期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后来随部队进入华北抗日。关于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不同回忆材料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侦察人员必须以普通身份接近县城，观察汉奸头目的出入规律，再把零散消息拼成完整图案。

查玉升等人没有急于动手。他们借着赶集、卖柴和往来买卖作掩护，连续观察城门、茶馆、街口与伪组织驻地。哪条街巡逻较松，哪个时段人群最密，护卫是否随身携枪，这些细节都要反复核对。对于锄奸行动来说，机会只有一次，判断错一步，暴露的便不只是行动人员。

据相关叙述，王怀仁经常在固定时段出现在城内街巷，身边护卫虽有枪械，警戒却不算严密。另一名伪军头目则常在夜间留守据点，院墙后侧有排水通道，守卫换岗时容易出现空当。两处目标的情况不同，行动也不能采用同一种办法。

于是，部队采取分组行动。一组寻找公开场合的短暂机会，另一组负责夜间接近伪军据点。行动人员携带短枪，尽量减少声响，并准备了揭露汉奸罪行的布告。那不是为了制造声势，而是要让县城百姓明白，谁在替日军搜捕乡亲，谁就必须承担后果。

3月下旬的一天，集市人流增多。公开行动小组混在人群之中，等待目标出现。枪声很短，街面却迅速散开，护卫来不及组织反击，行动人员借着人群掩护撤离。与此同时，夜间小组切断据点联络，接近院墙后发动突袭，将另一名伪军头目控制。

这种行动最重要的结果，不只是除掉几名汉奸，更在于打破了日军对地方情报的依赖。过去，日军出动前可以从维持会获得村庄消息；行动之后，伪组织内部人人自危，原本频繁出入的告密者减少，基层人员也开始推诿敷衍。

百姓的态度同样发生变化。许多人仍不敢公开表态，却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替汉奸带路。有人故意把道路说得含糊，有人拖延传递命令，还有人把日军寻找的抗日人员提前通知出去。沉默并不等于认同，很多时候，只是等待一个能够改变局面的信号。

陈赓看重的正是这一点。敌后斗争不是单靠一次伏击解决问题，真正的较量在于谁能掌握地方社会。日军占据城池，可以控制街道，却无法仅凭枪炮获得每一户人家的信任。汉奸网络一旦松动，日军的据点便像失去耳目的孤岛。

4月间，日军仍曾组织搜索和清乡，但获得的消息明显不如过去准确。有的情报送到时已经过期，有的带路人故意绕行，部队在山沟和村落之间反复兜转。对抗日武装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隐蔽空间扩大，群众联络也更容易恢复。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此次行动的日期、参与人员和具体经过，现存叙述并非完全一致，部分细节带有地方回忆和口述色彩，不能一概当作逐项可核对的档案事实。但“先打击伪组织、再削弱日军控制”的作战思路，确实符合华北敌后斗争的实际。

祁县一地的变化，折射出抗日战争中一个常被忽略的难题：敌后战场不只在阵地和炮火之间，也在户籍、道路、集市和村庄关系之中。陈赓要求先除内奸，针对的正是日军统治赖以维系的地方网络。情报网一断，日军手里的兵力便很难真正转化为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