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信王朱由检带着“吾弟当为尧舜”的祝福和鞭策登基称帝，但最终却沦为亡国之君。那么在其御宇的十七年里，真的没有一点机会中兴或者遏制大明的颓势么？

崇祯九年七月，内外交困的明廷收到了数年未见的好消息，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败流寇并俘获闯王高迎祥。崇祯乘势夺情起复杨嗣昌并擢升为兵部尚书，推行其“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寇策略。

注：陕西、湖广、河南、凤阳为“四正”；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简单来说就是不让地方各自为战（流民军常通过跨辖区逃避追剿），收拢各地封疆指挥权并统筹指挥征剿。

在各地明军的联合剿杀下，原本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跌入低谷。

不仅很多流寇势力被明廷消灭或者招安，两大骨干力量也遭受沉重打击。崇祯十一年，李自成连遭洪承畴、孙传庭等打击，仅率十几名亲随逃入商洛山。张献忠和罗汝才部也在四川、湖广一带持续受挫，被五省总理熊文灿分别包围于房县、谷城。

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杨嗣昌奏请崇祯采纳“攘外必先安内”并允准与后金议和。在他看来，这么做至少有三个好处：

其一，若能成功议和，明廷就可将关宁军投入到关内战场，加快剿灭流民军的进度。其二，可以借支、挪用辽饷（或部分），用以赈济受灾和起义严重的几省，进一步抑制地方的动乱。

其三，就算后金不愿真心议和，周旋和拖延对于大明也是利好。只要北边和京畿能暂息战事，明廷也可以先集中力量安定内部。而且剿平了内乱，明廷也会更有底气和资源来对付后金。

面对中兴大明的机会，崇祯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他不同意、不拒绝、也不回复。

崇祯这种刻意的无视，既让杨嗣昌明白皇帝需要再观望一阵形势，也让他清楚这事一旦不成将凶险异常。于是他私下联系辽东巡抚方一藻和关宁监军高起潜，希望他们能秘密联系后金，试探下议和的可能。

因无法公开，方一藻就不敢派遣辽东抚署的官吏或者自己的幕僚，于是找了一个叫周元忠的瞎眼算命先生前往辽阳试探（也没有带正式文书）。

虽然后金方面的不少汉官认为“必奉朝廷之命”，并建议皇太极正式接待，但已经历多次无效议和的皇太极不怎么信。他让周元忠带话回去，“若果有确议，则我兵即行东撤”，并威胁“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

简而言之，要议和就实际点，拿出朝廷具体的议和条件（明廷称为抚赏）。耍滑头，他们就自己入关去搬。虽说不怎么成功，但至少表明后金还是愿意谈的。大喜的杨嗣昌遂通过密揭奏报崇祯：

今据辽东抚监高起潜、方一藻密奏 … 就其所与瞽人周元忠谕帖，以归我人土，安静不犯。责之彼，未必能全应；而其或应或否，不免借此为讲詟之端。但使之讲于辽，勿讲于宣，则机权在我，运用稍闲，不致频年岌岌为闯陵京、掠畿辅之忧。而我得以其暇，尽平流寇，抚绥中原，使疮痍涂炭之民，越数年而有起色，则得算不啻已多，所全不啻已大矣。
《杨文弱先生集》

杨嗣昌在密揭里再次阐述了议和的种种好处，特别是“我得以其暇，尽平流寇，抚绥中原”。只是还没等来崇祯的表态，朝廷就出了“状况”。开始只是个别御史以风闻上奏，怀疑有人在私下与敌议和。很快就有官员在攻击杨嗣昌夺情时，弹劾他和方一藻款奴。

比如经筵日讲官黄道周，弹劾杨嗣昌，“嗣昌在事二年，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在《劾辽抚方一藻款奴疏》里反驳和议的好处，“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款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

注：从官员能够针对性地反驳议和的好处，这次泄密也有可能是杨嗣昌、方一藻等人主动而为，目的是试探朝廷整体的舆论和态度。

事情暴露后，朝堂官员也不是傻子，都知道杨嗣昌和方一藻的背后站着崇祯。于是一些人开始“曲线救国”，以“夺情非人子”攻击杨嗣昌，以图通过更换兵部尚书来制止中枢议和之念。

崇祯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皇帝在平台召集百官，公议夺情之事。只是这次召对相当无聊，因为双方都在刻意回避正事。

因事涉皇帝，黄道周没有直接提议和，只用了句“边疆大计，失今不言”来暗示。崇祯也故意装糊涂，一本正经的和黄道周在“忠、孝、礼”上针对杨嗣昌夺情展开辩论。最终无法说服黄道周的崇祯，直接下旨把他贬去江西布政司任事。

但这种“胜利”对于崇祯和大明有什么意义，到底要不要议和，要不要攘外必先安内？

不少人觉得这不是崇祯个人的问题，是皇帝受迫于群臣的道德压力而无法决定（或者说不敢）。这涉及对崇祯抗压以及性格的判定，所以大家各抒己见就好，笔者这里列一个他祖宗的类似实例。

永乐十四年，成祖要求朝廷就“营建北京（迁都）”展开廷议。结果朝臣们群起反对，而且理由一个比一个“严重”。

北京是金元旧都，非中原正统；国朝会直面北虏，不安全；北方贫瘠，难养都城；营建新都劳民伤财，恐激起民变；京师（南京）乃高皇帝亲定，皇上岂可背祖宗之意并远离祖陵；而且老天爷也反对，北京的三大殿刚完工就遭雷击焚毁 ……

除此之外，朱棣还有一个无法说出口的顾忌。如果迁都真折腾出什么大事，篡位登基的他就彻底在史书里翻不了身了。但大家都知道朱棣顶住了高压，以皇权强行否决朝廷和群臣，重新架构了大明的格局。

大家也知道崇祯这次的态度是与我无关，就如他对卢象升说的“外廷有是言，朕未许之也”。所以明白事已难为的杨嗣昌，停了议和之举。既是自保也是不给皇帝惹事，但大明就得背锅了。

当年后金继续执行其旨在削弱明朝的战略，大规模入寇和劫掠关内。不仅再次重创大明的军事和生产能力，也间接“驰援”了各地流民军，让处于困境的他们因明军撤围勤王而获得喘息和恢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