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12月14日，江西宁都，国民党第26路军第73旅、第74旅官兵举行起义，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部投向红军。这场起义改变的不只是数千名官兵的个人命运，也为中央红军增添了一支重要力量。
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红5军团。许多人原本来自西北军，掌握着无线电、卫生、后勤、参谋等专业本领。他们加入红军后，没有都走上冲锋陷阵的道路，却在通信联络、伤员救治、物资供应和机关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无线电人才的集中涌现。海凤阁原任第26路军电台报务主任，宁都起义后担任红5军团无线电台队长，后来又任八路军总部通讯营营长。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根据地时，他为掩护部队突围牺牲，年仅33岁。
张有年同样是通信骨干。他参加了第26路军的起义，先后担任红5军团电台队长、红军湘赣军区电台台长、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部通信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负责华中地区电务工作，1959年病逝于北京，年仅50岁。
阎侃斋毕业于开封无线电技术学校，起义后被调往湘赣地区，后来担任红二方面军、红6军团通信部门的重要职务。边在孝也是报务专家，曾在红5军团、红2军团任职。荆振昌、刘公然，则分别在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和军委通信系统中承担重任。
红军当时的通信条件十分艰苦。电台设备笨重，电池和零件都难以补充，报务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收发，稍有差错，便可能影响整个战局。张国栋曾任红5军团无线电队队长，1935年3月在江西英勇牺牲；王震也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后来下落不明。
宁都起义带来的另一批力量，是卫生和医疗人才。陈义厚毕业于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原是西北军军医。参加红军后，他担任红5军团卫生部部长、红军卫生学校校长。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战斗，1935年2月牺牲，年仅36岁。
蒋耀德则从卫生干事一步步成长起来，先后任红军学校卫生所长、红9军团卫生部代部长、八路军第120师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卫生行政和医学研究工作，1995年病逝，享年94岁。
战斗部队中的骨干也不容忽视。寇惠民参加过赣州、广昌等战役，后来成为八路军和中原军区的参谋干部。曹光裕曾任红21军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后方医院副院长，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49年重新归队。
赵恒生的经历尤其特殊。他是赵博生的堂弟，曾任红5军团团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因战事阻隔与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萍乡公安系统工作，1955年病逝，享年56岁。亲属关系没有替他铺路，真正决定其去向的，是战争中的选择和长期考验。
张永励、于朝俊代表了红军后勤系统的一条发展脉络。张永励曾任红5军团后勤部书记，后来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新中国商业部副部长。于朝俊长期负责供给和军需生产，解放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门干部。没有稳定的粮秣、被服和药品，部队很难持续作战，这些工作往往不显眼，却不可替代。
忽兆麟参加过长征，曾任红5军团作战科长，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办事机构工作。1939年洛阳办事机构遭破坏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张宣渠原为第26路军书记官，后来进入红军和抗日军政大学任职，1936年还随红5军团参加西征。
李肃毕业于西北军官学校，曾任红5军团宣传、敌工部门干部，西路军作战结束后返回延安，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队工作，1941年病故，年仅31岁。遗憾的是，张宣渠此后的确切经历，史料记载并不完整。
这18个人的共同起点，是宁都城下那次重要转折；此后的道路却各不相同，有人牺牲在苏区和太行，有人走完长征和西征，有人投身通信、医疗、后勤，也有人在战乱中与组织失散。宁都起义留下的，不只是红5军团的番号，更是一批支撑人民军队成长的专业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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