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台北城内风声骤紧，前汉口市长徐会之抵达台湾不久，便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蔡孝乾已经被捕，岛内地下组织正在迅速瓦解。

这不是普通的抓捕。

蔡孝乾曾参加红军长征，抗战时期担任过八路军敌工工作，1945年受命进入台湾开展组织建设。到1949年前后，台湾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分布较广，交通线也逐渐铺开。可蔡孝乾被捕后，形势在短短数日内发生逆转。

保密机构最初掌握的线索并不复杂。蔡孝乾在台北以亲属关系作掩护，与马雯娟共同居住。调查人员根据户籍和住所逐步追查，终于锁定了他的住处。被捕时，他身上还留有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钞票。

真正致命的，是他随后交代的大量情况。

据相关史料记载，蔡孝乾供出了部分地下人员、联络方式和活动地点，台湾各地随即展开搜捕。朱枫、吴石等人的处境，也因此急剧恶化。朱枫原本承担着传递情报的任务，她在台北等待接头人时，收到了一张语意含混的字条，才意识到交通线已经出了问题。

但警报来得太迟。

1949年11月底，朱枫从香港抵达台湾，曾与吴石秘密会面。吴石当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掌握相当重要的军事资料。两人接触的核心任务，是将台湾及沿海地区的军事部署，通过微缩胶卷等方式传递出去。

吴石交出的情报，涉及舟山群岛、金门等地的防务情况，也包括海空军部署、机场状况和登陆地形资料。这些材料一旦送回大陆，对研判台湾及沿海地区的军事态势，价值极高。

吴石并非临时起意。

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后来赴日本学习炮兵和军事指挥，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抗战期间，他长期从事情报和军务工作，熟悉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体系。1947年，他在上海接受中共方面的领导，此后便利用自身身份开展秘密工作。

在局势最紧张的1949年，他还曾设法延缓一批重要档案运往台湾。部分绝密材料因此留在福州，后来被完整接收。这样的举动，既需要判断力，也需要极强的隐蔽性。

然而，身份越重要，风险也越大。

1950年2月，朱枫在舟山被捕；同月，吴石也被控制。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吴石临刑前留下诗句，文字中既有对身后声名的看淡，也有未竟事业难以割舍的沉痛。

徐会之抵达台湾时，最危险的阶段已经开始。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早年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后来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汉口特别市市长。抗战时期，他主持过多地政训事务，也写过有关民众训练的文章。在公开身份之外，他曾为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提供掩护，武汉地下工作的部分人员还曾出入其住所。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在国民党政工系统中颇有资历的人，偏偏在地下组织全面暴露后进入台湾。朱枫被捕，吴石牺牲，原有交通线几乎中断，他此时赴台，很难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安排。

徐会之明白，自己迟早会被调查。

他在台湾找到了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随后作出一个外界很难理解的决定：主动自首。有人问：“既然知道局势危险，为什么还要来？”徐会之没有留下完整答案，只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寻找线索。

他的身份太显眼，前汉口市长、国民党政工系统要员、黄埔一期出身，这些经历既是保护，也是负担。若被捕后完全由对方审讯，许多关系可能被层层追查；而主动投案，至少可以在交代范围、叙述顺序和指向对象上争取一点余地。

这或许正是所谓“阳谋”的关键。

徐会之的自首，并不等于获得真正安全。1951年11月18日，他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换句话说，他并没有靠自首保住性命。可在他被控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搜捕并未像蔡孝乾案初期那样继续无限扩张，部分尚未暴露的人员也获得了转移机会。

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徐会之有意安排，史料并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不能简单断言。但从身份、时间和结果看，他很可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已经交代清楚”的对象，让对方误以为案件接近收束，从而减轻对其他人的追查压力。

这种做法极其残酷。

主动走进审讯室，意味着将个人名誉、前途乃至生命全部押上；即便交代有限，也很难避免被视为变节者。徐会之最后确实被枪决，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背负着沉重误解。

1985年，徐会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6年，他的遗骨从台湾迁回大陆，分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武汉九峰山烈士陵园。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的名字，也被刻入隐蔽战线烈士纪念设施之中。

徐会之没有留下足以解释一切的长篇遗言，后人只能从案件进展、人物关系和处置结果中拼接真相。自首本是最容易被误解的选择，可在特殊环境下，它也可能成为一种主动承担：让自己先被看见，让仍在暗处的人争取离开的时间。

1951年11月18日，他走向马场町刑场时，外界看到的是一个“自首后仍被处决”的人。多年以后，档案和调查逐步还原出另一层含义：那次自首未必是求生，更可能是以个人结局换取他人脱身的一步险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