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二十五岁的跟队里说不打了。那一年他排在世界第一，身上没有伤，也没人赶他走。

消息传出来，惋惜声一片，很多人说他再撑几年还能拿金牌。他还是把球拍收进包里，离开了待了十年的国家队。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他退役之后的去处，那地方不在国内。一年后他去了马来西亚，当拿固定工资的教练。

在马来西亚的菜市场，他比划半天才买下一把青菜。两年前他站在汉城奥运赛场，是排在最前面的名字。

这一切的开头在1986年的一场文体联欢会上。那时江嘉良已是冠军，吴玉芳刚捧回百花奖影后。

那天吴玉芳几乎没跟他说上几句话，她平时并不关注。江嘉良却记住了她，散场之后满脑子只剩一个念头。

他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哪怕从头打听，一层层问下去。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随手能查号码的东西。

他翻黄页，打114，问到北京电影学院85级表演班的号码。号码到手，他开始打车去找人，一趟一趟地跑。

从龙潭湖的训练基地到电影学院，训练一结束他就上车。那阵子他的训练排得满，能挤出来的只有傍晚那几小时。

来回一趟要花一个多钟头，他还是隔三差五就去。当年普通人月工资一百来块，他一年的打车费花掉六千多。

1988年春天，两个人在民政局领了证，证件收在一个抽屉里。没有婚礼，没有媒体，也没有摆一桌酒席。

消息传出去，圈里圈外都不看好这段关系。一个打球的，一个演戏的，圈子不同，别人觉得他们撑不过三年。

婚后头两年，一个在北边训练，一个在南边拍戏。见一面得提前算好日子，电话打过去还常常占线，说不了几句。

婚后没多久，吴玉芳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推掉手上所有片约。这个决定不是谁逼出来的，是她自己定下的。

她那年刚拿影后，正处在接戏最贵的几年，却跟着丈夫去了马来西亚。语言不通，她连买菜都要站在摊子前比划。

1990年，江嘉良在马来西亚的身份是外籍教练。两年前他还是汉城奥运头号种子，如今拿固定薪水，从头学英语。

队里的孩子起初只知道来了个中国人，话也不多。等他把球一个一个喂过去，才有人反应过来，这人拿过世界冠军。

他亲手示范每一个动作，夜里在灯下画战术板，一遍遍重来。世界冠军的架子一点点被磨掉，剩下的是耐心。

马来西亚之后他又去了新加坡，海外执教前后近十年。那几年他的英语从单词说到整句，沟通不再全靠手势。

1992年大女儿江莉馨出生，三年后小女儿江莉婕也来了。一家四口在异国过日子，家里的事全靠她。

九十年代中期，江嘉良回国，落脚在香港，身份又换了一次。这一次他不是教练，是商人，从头学起另一套规矩。

头一年他连一张报价单都看不明白，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读。他把不懂的条款抄在本子上，回去一个一个找人问。

他进科技公司做管理，后来又自己经营体育相关的企业。谈客户、跑供应链、理账目，这些事全得从头一件件学。

没有前辈带他，也没人给他指路，路只能自己一步步摸。一个打了半辈子球的人，就这么在商场里硬啃下来。

2002年，他把家安在上海浦东，也把学校开在了这里。同一年，江嘉良乒乓球学校开张，招了第一批学生。

学校头几年课表排得满，周末更忙。他一早到馆里，晚上最后一个锁门走，馆里的灯常常亮到很晚才灭。

那个年代，很多退役冠军走的是另一条路。走穴、商演、接代言，靠冠军光环赚快钱，来得快，花得也快。

他没走那条路，把精力全压在青训上，做的是体教结合。学校的规矩写在报名表最上面，球可以学，文化课不能落。

家长来咨询，他先问孩子功课怎么样，再谈训练安排。成绩掉下去的，他让孩子先停一段再回来，这个例没人破过。

他不逼孩子走职业乒乓的独木桥，也不拿冠军的标准要求谁。赛场经验被他拆成基础动作，一个一个手把手教。

有人替他算账，说放着快钱不赚太傻。他没解释，学校一年一年开着，学生一批一批进来，课表照样排满。

家里稳下来，两个女儿也长大了，江嘉良开始催妻子复出。这一次是他主动催的，不是客套话，家里的活他都接了。

家里的活他包了，时间给她，空间也给她。她重新站到镜头前，不用再操心柴米油盐，也不用算着时间往回赶。

吴玉芳没摆影后的架子，她从小配角演起。母亲、婆婆、街坊邻居，一个接一个往下演，演得稳，也不抢戏。

片场里没人把她当影后看待，也没人特意照顾她。她也只按配角的分量做事，台词背得比谁都熟，去得也比谁都早。

这条路走得不算快，她一步一步往回走。走了很多年才重新站到台前的位置上，中间一步捷径也没走。

2019年11月23日，厦门，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礼。最佳女配角是吴玉芳，作品是《送我上青云》。

那一年她五十六岁，距离1985年的百花影后三十五年。台上她第一个感谢的人是丈夫，多家媒体都记下了这句。

奖杯拿回家，摆在柜子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她只当这是又一个配角奖，没往外多说一句，日子照旧过。

大女儿江莉馨做平面设计，小女儿江莉婕深耕珠宝行业。两个人都没打乒乓球，也没进演艺圈，各走各的路。

父母没规划，没施压，也没拿光环当跳板。两个孩子长相清秀，性格低调，在各自的行业里安静做事。

家里很少拿父母的名字替孩子开路，也不托关系打招呼。上学、工作、过日子，都按普通人的方式一步一步走。

有人问这对文体圈夫妻，孩子要不要继承点什么。答案只有一句，让她们自己选，选哪条路家里都支持。

如今江嘉良六十多岁，相机常年挂在脖子上。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妻子拍照，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一拍大半天。

他拍的照片大多没修过，构图也很随意。妻子站在街边买东西，他也举着机器按快门，一张接一张地拍。

两个人偶尔在社交平台发旅游照片，配文常常只有几个字。日本迪士尼，异国街头，随手拍的市井生活。

没有刻意维持的人设，也没有精心设计的曝光，照片发得很随意。相伴多年的人，还在一起走路，一起看异国街景。

从1988年领证算到今天，已经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里没有一条绯闻，也从没在公开场合红过脸。

时间往回拨，回到他还站在球台前的那些年。1964年，广东中山，江嘉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父亲只是个普通的乒乓球爱好者，球打得也不算多好，家里也没别的门路。就是这个爱好，把儿子一路送上了球台。

七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了当地的体校。同龄的孩子满街跑、爬树、抓虫子，他一个人守着球台练球。

中山的夏天又闷又热，球馆里没有空调，下午闷得像口蒸笼。一场练下来，身上的衣服能拧出水来。

天不亮就起床练，手上的茧磨破一层又长出一层。他偷偷哭过，也想过跑，最后还是咬牙站回了球台前。

九岁那年他进了省体校，十五岁入选国家队。这条路走得又急又狠，中间几乎没留过一点喘息的余地。

十九岁那年，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赛场。1985年哥德堡第38届世乒赛，二十一岁的他拿下男单冠军。

同一年他还摘得男团金牌，二十一岁就登顶世界之巅。真正让他名震全国的，是两年之后的那场决赛。

1987年，新德里，第39届世乒赛男单决赛。对面站着瑞典人瓦尔德内尔，欧洲乒坛最难缠的对手之一。

决赛打到第四局，江嘉良16比20落后整整四个球。按当时的情形，这一局看上去已经提前结束了。

他没结束，四个赛点一个一个救回来，球台边的人都站了起来。局面被他硬生生扳了回来，冠军落在他手上。

那一夜之后，“乒乓王子”的名号传遍全国。那一年他二十三岁，稳稳站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没人撼得动。

庄则栋、郭跃华之后，第三个蝉联世乒赛男单冠军的就是他。国际乒联的数据库里，他的最高排名写着第一。

世界杯男单他连夺五届，从1984年到1988年。三届世乒赛男团冠军、亚锦赛男单冠军，也都在他名下。

直板正胶快攻打到这个份上的，江嘉良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到了八十年代末，欧洲那边先起了不小的变化。

横拍弧圈球技术迅速成熟，速度快、旋转强，落点还刁。它对直板正胶快攻的克制，几乎是系统性的。

对手开始研究他，研究透了，也研究出了成套的应对办法。反手位的软肋一直摆在那里，靠加练也补不上。

1988年，汉城奥运会，乒乓球第一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他被所有人看好。

出发前，他是队里排在最前面的那个名字，签表也顺。小组赛七战全胜，最后以A组第一的身份进了16强。

四分之一决赛，他碰上瑞典人林德，3比1，头号种子出局。那一届男单中国队全军覆没，一块奖牌也没拿到。

后来谈到这件事，他说那是职业生涯里最大的遗憾。遗憾归遗憾，比赛还得继续打，下一站已经排上。

1989年，多特蒙德，第40届世乒赛男团决赛如期开打。中国队对上瑞典队，比分最终停在0比5。

不是0比3，也不是1比4，是一局都没能赢下来。他坐在那里盯着比分牌，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手里还捏着毛巾。

不是因为伤，也不是因为状态差，是打法被人摸透了。他心里清楚，直板正胶快攻的时代正在一点点落幕。

再熬下去，也只是用巅峰的尾巴一点点消耗自己。与其等着被后辈一个个挤下去，不如自己先走一步。

1989年，二十五岁，江嘉良宣布退役。外界一片哗然，很多人替他可惜，觉得再撑几年还能拿成绩。

二十五岁，正是很多选手出成绩的年纪，他还是走了。退役手续办得很快，队里人来人往，没人多留一句。

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上海，还有那所开在浦东的学校。每换一次身份，他都从零开始，没有一步是蹭过去的。

他这辈子拍过很多照片，最早那批还是黑白的。照片里的人慢慢老了，相机也换了几台，胶卷换成了存储卡。

如今他六十多岁，相机常年挂在自己脖子上。妻子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按快门，走一段就停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