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正

今天是中央特科成立99周年。1931年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陈赓指派吴成方组建了专司平津地区隐蔽斗争的秘密机构，这便是公众既有所闻又知之甚少的所谓“北方特科”。由于史料阙如，有关书文只能浅尝辄止，甚至一带而过，使这个本就鲜为人知的暗战机关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正式名称并不叫“北方特科”

1930年至1931年间，平津地区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中央于1931年初委派中央特科联系的上层政界人物胡鄂公（化名吴南湖）前往天津收集政治情报以保卫党组织，并选派中共党员杨献珍做他的助手。这一步，成了中央特科在平津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初始，也成了“北方特科”日后成立的发端。

1931年4月中旬，胡鄂公和杨献珍正准备前往天津，中央获悉顺直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徐兰芝被捕叛变，省委陈原道、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以及有关人员几十人被捕入狱。于是，中央特科交给胡鄂公和杨献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法通过一切关系，尽一切可能营救被捕同志出狱。这样一来，营救工作就成为两人抵达天津后的当务之急，而筹建组织机构则无暇顾及。

◆胡鄂公

◆杨献珍

正当胡鄂公和杨献珍在天津千方百计展开营救之际，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决定将顾顺章熟悉的干部迅速转移，陈赓、陈养山被安排前往天津，并被赋予三项任务，其中一项就是“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质的工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这意味着，在平津建立分支机构的任务转由陈赓负责。

然而，陈赓和陈养山一来到天津，就领教了这座城市的白色恐怖之严重。到达天津第二天，他们就发现街上随处可见大摇大摆的叛徒。有一天他俩在劝业场碰见四个叛徒团伙，俩人各自转了三四个小时才甩掉这些叛徒的跟踪。由此，他们感到天津叛徒相当猖狂，敢在大街上公开接头，横冲直撞，跟踪盯梢，严重威胁党的安全。

陈赓与陈养山冒着被叛徒认出的危险，在天津进行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甚至冒险试探，结果两人一致认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回旋余地，很不容易活动。因此，很难在这里建立特科性质的组织。”

不久，与陈赓、陈养山在天津联络、配合的几个关系或被捕或叛变，致使两人在天津无法立足。陈赓把筹建平津秘密机构的任务交给了从北平赶来的吴成方。吴成方也认为天津不适合“特科”工作，选择在北平筹建机构：“天津虽属大城市，但由于特务和叛徒的活动十分猖狂，尽管有租界，我们要打开活动局面仍然十分困难。于是我便回到北平。”

◆陈赓

◆陈养山

到了这个时候，如今人们所说的“北方特科”才开始着手筹建，且正式名称并不叫“北方特科”，而叫“华北政治保卫局”。吴成方本人在《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一文中回忆说：“陈赓是由中央派到北方来开辟新的秘密工作的。他当时邀我到天津去做他的助手。不久，我即到了天津，住租界某旅馆。陈赓同志到旅馆找到我，向我布置了创建华北政治保卫局的任务。……陈赓交给我一份用毛笔写的四十条工作任务，并向我交代说，这个工作机构叫做华北政治保卫局。”吴成方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在平津和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中也明确说到该机构的名称叫“华北政治保卫局”：“1931年底我到上海去汇报，说完成了任务，组织建立起来了，上级派潘汉年和我联系，并指示工作。我们这个组织叫‘华北政治保卫局’。”

除了主要当事人吴成方的回忆之外，先期领受任务的杨献珍回忆时只说是受中央委派到天津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没有提到机构名称。陈赓、陈养山的传记和《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则说考察建立“特科”性质的组织机构，也没有涉及机构名称。公众可见的国家安全部解密的有关材料当中，也没有提到“北方特科”这个名称。那么，近年来几乎人人皆云的“北方特科”究竟出处何来呢？

有文字可考的“北方特科”这个名称，出现在两类材料当中，一类是国民党档案。由吴成方选派打入张学良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潘文郁（又名潘冬舟、潘东周等）暴露被捕后，国民党密电就将所谓“共党特务机关”称为“北方特科”。潘文郁的后人潘若恩在《卧底张学良身边的爷爷潘文郁》一文中，引用了一组保存在台湾“国史馆”中的档案目录，其中《蒋孝先电蒋中正据逮捕共党供称潘冬舟现任剿匪总部秘书本年间曾窃取剿匪计划转送北方特科》（1934-11-17），电文标题就出现了“北方特科”。

另一类是北京市公安史料。北京党史、公安史专家穆玉敏根据公安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等人查阅100多卷历史档案、走访43名北京特科成员所获史料，撰写了《赤色之剑——鲜为人知的“北京特科”》一文，其中讲到“北京特科”这个名称的由来：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如今，吴成方领导的这个暗战机构频繁出现在有关华北地区隐蔽斗争的书文当中，有的称“北方特科”，有的称“北京特科”，有的称“北平特科”等等。正如穆玉敏在文中所说：“名称虽不尽相同，指的都是1931年秋至1934年冬秘密活动在平津地区的同一组织和同一批人。”

灵活务实富有开创性的选人用人方针

考虑到当时平津地区严酷的生存环境与斗争形势，华北政治保卫局在选人用人上被赋予了很大的自主权。该机构不从地方党组织抽调人员，不与其发生横向联系，人员完全由自己选定，甚至发展党员都可以自行审批。吴成方在《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中回忆说，陈赓特别交代他：“这个机构成立起来，也不能通知地方党的组织，不能从地方党组织调人。否则，平、津地方党组织一旦出了叛徒，这个机构就有暴露的危险。”吴成方随即又问：“那我吸收来的干部，人家提出要入党怎么办？”陈赓答复说：“你在工作中如果认为这个人可以入党，你就可以批。不用地方组织批，也不用中央批。”

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推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就连主张打倒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国民党中间派，也被视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白区工作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了严重损失。处在斗争一线的吴成方对此痛心疾首，他对陈赓坦言：“我们要与敌人打交道，什么方式都可能采取。按照现在这个路线，我无法做工作。”陈赓说：“你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吴成方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周恩来同志向陈赓口授的。当时，陈赓同志并不是直截了当讲，现在中央路线如何如何‘左’，只是十分策略地在具体工作方针上提出正确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一点就很高明、很有深谋远虑。”

◆吴成方

正是在这一自主务实灵活、不拘一格的用人方针指导下，吴成方通过多个渠道，从各行各业物色了一批政治面目各不相同、可为组织所用之人。吴成方吸纳了与地方党组织已无联系的原北平特别支部一些成员，其中有曾经担任过北平特别支部书记的张祝唐、在《成报》工作的许兴凯、在北大教数学的毛俊可、张寿山等人，张祝唐把冯玉祥的身边人赵彦卿发展成了工作关系。经调查本人表现，吴成方起用了肖明、张金刃、张存实、吴化之等一批因王明错误路线而失去组织关系或被捕出狱的北平地下党员并为其中一些人恢复了组织关系。发展了他的湖南同乡、陆军军医学校学生周遗（后改名周怡），周怡又发展了春秋书店店员韩子栋。经深入考察，吴成方开创性地大胆起用了“自首脱党”但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且仍愿为党工作的潘文郁、杨青林。上述人员当中，许多人成为华北政治保卫局的核心骨干，其中几位在日后载入史册的几项秘密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成为华北政治保卫局这段隐蔽斗争史上的传奇人物。

吴成方对此感叹：“陈赓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在我们党和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候，为顾全大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采取了很明智的斗争策略，这是从革命的总利益着眼的。也是在具体行动上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抵制。我当时如果在思想上不明确这个问题，工作无论如何是干不成的。”

屡建功勋传奇人物迭出

潘文郁的一生与《资本论》密不可分，《资本论》既成就了他的翻译、理论人生，又衍生出了他的情报人生。

1931年7月潘文郁在北平被捕，在叛徒指认下，他承认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又在原北平市委书记、已叛变投靠张学良的黎天才（又名李渤海）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填写了自首书，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以此获得假释，不久即被组织开除出党。被开除后的潘文郁陷入痛苦与孤寂之中，但他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于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分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翻译之余，潘文郁还到大学授课并主编进步刊物《北平光明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这些进步活动引起了吴成方等人的注意。

◆潘文郁化名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

这一时期，张学良出访欧洲，发现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从中感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决心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黎天才推荐了有“书匣子”之称的潘文郁。吴成方抓住这一难得机会，顺势派潘文郁打入张学良身边。张学良对潘文郁的才华十分赏识，常对他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了解，张学良的思想逐渐转变，对红军和共产党的认识日趋正面。潘文郁还注意从情感入手做张学良的工作，他对张学良说，现在关内挤满了流亡的东北乡亲，都强烈要求你打回老家去。如果你不抗日，只一心“剿共”，也许会众叛亲离。潘文郁所做争取工作，对张学良思想上逐渐转向联共抗日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为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

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代总司令后，潘文郁出任“剿总”机要秘书。国民党对红军第五次“围剿”开始时，情报上线杨青林到武汉联络潘文郁，潘文郁将来不及誊抄的一批军事情报交给杨青林，其中包括一份含有豫鄂皖“剿总”团以上部队指挥序列与兵力部署的绝密文件。不久，国民党宪兵在华北政治保卫局成员贺善培家中搜出大量机密文件，其中就有潘文郁交给杨青林的那份含有豫鄂皖“剿总”团以上部队指挥序列与兵力部署的绝密文件原件。敌人查出这份绝密文件系潘文郁专人专管，加之杨青林被捕叛变出卖了潘文郁，张学良虽多次向蒋介石求情，无奈证据确凿，潘文郁最终被蒋介石强令杀害。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联共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华北政治保卫局的杰作。这其中，情报关系赵彦卿发挥了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赵彦卿曾在西北军担任交际处长，是冯玉祥的亲信。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隐居，派赵彦卿到北平搜集各方情况。赵彦卿与华北政治保卫局成员张祝唐是朋友，来北平就住在张祝唐家的前院，张祝唐委托赵彦卿利用其身份之便帮助搜集情报。冯玉祥得知此情后，同意赵彦卿与中共保持联系，并向他提供了包括冯玉祥与其他反蒋势力、与蒋介石的来往密件。吴成方回忆说：“中央得知了这些情况很惊讶，认为我们两三个月就搞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很有成绩。”后来，华北政治保卫局通过赵彦卿促成冯玉祥联共抗日，组建了十万之众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吉鸿昌从旧军人到中共党员的转变，也是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密不可分的。吉鸿昌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考察”回国后，从上海来到天津。冯玉祥派赵彦卿登门拜访，邀吉鸿昌尽快到北平共商联共抗日大计。来到北平后，吉鸿昌通过赵彦卿见到了吴成方，要求加入共产党。吴成方对吉鸿昌的思想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吉鸿昌的入党要求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建议吉鸿昌联络西北军旧部组成抗日武装力量，并明确指出，这项工作是对他入党要求的一个考验。吉鸿昌随后动员部分旧部来到鄂东北苏区，后在徐海东劝说下离开苏区，决心拉起更大的队伍投身抗日。秘密回到北平后，他再次找到吴成方提出入党请求。吴成方根据吉鸿昌的实际表现及思想状态等情况，郑重接受吉鸿昌入党，吉鸿昌从此由一个旧军人转变成了中共党员。

◆韩子栋（左）与沈醉在白公馆侧林荫路上合影（新中国成立后）。

红色经典小说《红岩》里面“疯老头”的原型韩子栋，也是从华北政治保卫局走出的传奇英雄。韩子栋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山东省立二中加入国民党。他本以为找到了实现人生抱负的归宿，却逐渐对国民党的“革命性、进步性”产生了怀疑。1929 年夏，韩子栋因维护淄川鲁大煤矿工人利益而被国民党山东当局以图谋暴动的罪名通缉，被迫到北平求学，经人介绍到华北政治保卫局的秘密据点春秋书店当店员。春秋书店当时位于西单绒线胡同西口一座二层小楼，楼下对外公开售书，楼上是秘密活动点。在这里，韩子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萌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经华北政治保卫局成员周怡考察、介绍，于1932年1月入党。1932 年秋韩子栋遵照周怡指示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搜集情报。1934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辗转南京、武汉、益阳，于1939 年转押至贵州息烽监狱，又于1946年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韩子栋由此陷入14年囹圄，成了《红岩》小说中“疯老头”的原型。由于韩子栋“行为奇怪、沉默寡言”，看守们把他当成“傻子”“疯子”，经常让他随看守和勤务兵去磁器口采买。1947 年 8 月的一天，白公馆监狱看守卢兆春带着韩子栋到磁器口买菜，路遇熟人胡为祥，邀他到卢兆春家打牌。韩子栋乘牌局正酣将勤务兵支走，逃身而去，经长途跋涉终于在河南解放区找到了党组织。

◆左起：何基沣、张克侠。

著名的“佩剑将军”张克侠、何基沣，彼时也是中央特科交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的内线。杨献珍回忆说，他随胡鄂公到达天津后不久，胡鄂公派他前往北平联系刘少白，把胡鄂公起草、杨献珍用小字抄写的《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大纲》的小纸条交给杨献珍，并随手开出北平的五个内线关系让杨献珍去接头，指示杨献珍给每个关系一人一份《大纲》。杨献珍记得这五人中有张克侠和何基沣。不想刘少白已经暴露，杨献珍来到北平刘少白家里时，被蹲守在这里的两个国民党宪兵抓捕。杨献珍乘一个宪兵出去打电话，另一个宪兵低头做笔录的机会，把随身携带的《大纲》生生吞进了肚子里，一直悬着的心才算落地。1948年11月初，张克侠、何基沣率2.3万官兵在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战场起义，对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1934年11月华北政治保卫局大部分成员被捕时，隐蔽战线另一位传奇人物鲁自诚受上海中央局派遣正在北平检查指导工作，就住在华北政治保卫局成员宋兰坡家中。鲁自诚外出接头时，宋兰坡夫妻被捕，返回即被蹲守特务抓捕，被解往南京判刑入狱，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就在这次赴北平指导工作之前，鲁自诚在上海将舒曰信发展入党，又与舒曰信一起介绍华明之入党，随后又推荐舒曰信和华明之加入中央特科，受王学文领导。此后舒曰信和华明之结识了与他们一样有革命志向的姐妹沈伊娜、沈安娜，并影响姐妹两人走上了隐蔽战线。舒曰信与沈伊娜、华明之与沈安娜分别结为夫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沈安娜奔赴武汉找党，在街头偶遇失联多年的鲁自诚，得知鲁自诚已与华明之的妹妹华韵三结婚。经鲁自诚介绍，周恩来、董必武接见了前来八路军办事处找组织的沈安娜，决定派她以速记专长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沈安娜逐步成长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传奇卧底。

存续短暂但影响长远

从1931年秋至1934年冬，华北政治保卫局只存续了短短三年，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成为平津地区隐蔽斗争乃至整个中共隐蔽战线宝贵的前事之师。

情报统战功勋卓著。张学良、冯玉祥、吉鸿昌，都是统领千军万马，身经百战，纵横捭阖的“大人物”，中央特科一个分支机构竟能影响他们的思想转变甚至吸引入党，如此成功的范例，为整个中共隐蔽战线的情报与统战提供了示范。

选人用人不拘一格。吴成方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展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开创的魄力和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他没有把那些因各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人简单视为“脱党”甚至“反党”人员，而是考察他们在失去组织关系期间的政治表现；没有把在狱中被迫“自首”的人员一概视为“叛徒”“败类”，而是调查他们是否危害党的组织人员、是否愿意“将功赎罪”重新为党工作。然后，本着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利用所有可用之人为党工作的原则，为每一项情报、统战工作选择他认为最合适可靠的人选。潘文郁后来身份暴露，面对死亡忠贞不渝，慷慨就义，牺牲前还写下三万多字的自述，吐露了他当年被开除时内心深处的煎熬与苦楚，字里行间流露出重返革命队伍后的欣慰，这些都印证了吴成方当时的考察结论。

斗争方法缜密周全。潘文郁打入的过程策划得巧妙且周密。一方面，巧用叛徒黎天才对潘文郁学识才智的仰慕，在黎天才特邀潘文郁为张学良讲解《资本论》时，果断派遣潘文郁顺势打入张学良身边。有了黎天才的背书，潘文郁的打入过程自然而隐秘。另一方面，用潘文郁的脱党经历和《资本论》译者身份迷惑对手，成为他深入虎穴的绝佳掩护。

培养骨干硕果累累。3年时间里，华北政治保卫局既是中央特科暴露人员的转移去处，又是中央特科人员的补充来源。1931年至1933年吴成方负责期间，核心成员近30人。后来，周怡、张友渔等多人乃至吴成方本人都被调入中央特科。1935年9月中央特科完成了历史使命，大多成员由王世英带领转移至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部分人员成为当时的华北联络局以及后来的华北局社会部、华北城工部的骨干。

令人唏嘘的是，潘文郁的暴露牺牲，杨青林被捕后的叛变，贺善培没有按照秘件管理要求及时将情报原件重新抄录隐去情报来源或定期销毁，春秋书店长期公开出售进步书刊而暴露，为派遣军事干部到抗日同盟军任职而违反规定与地方党组织横向联系，内部人员知情交叉导致集体被捕，等等，这些最终导致华北政治保卫局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惨痛教训，也暴露出华北政治保卫局开展隐蔽斗争的诸多漏洞、破绽、疏忽、错误，从反面为整个中共隐蔽战线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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