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每一起冤假错案的平反，舆论往往聚焦于“真凶归来”或“亡者复活”的偶然。最近与知名刑辩律师李向安谈及这个话题，他说在偶然的洗冤背后，有一套并不偶然的生成逻辑。“我在代理当事人的案件过程中一直反思溯源，冤假错案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环节的孤立失误，它更像一条链条，从侦查的第一天起，就在一种特定的制度惯性中一环一环地往前推。”，李向安如是说。
沿着这条链条往回走，最先碰到的是证据——更准确地说，是证据如何被“制造”出来。李向安把非法取证视为冤假错案最直接的根源：“在程序证据上，采取诱供、骗供、逼供等非法手段，是对‘实事求是’底线最彻底的背叛。某些办案机关不是在探寻真相，而是在制造‘自己需要的真相’。”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判决已经说明，当有罪供述不稳定、供述与其他证据多处不吻合、血型鉴定不具有排他性时，口供仍然被当作定案的支点，证据链的断裂就被“合理推测”强行缝合。口供一旦成为“证据之王”，侦查的方向就不再是“查清发生了什么”，而是“印证预设的结论”。
比非法取证更隐蔽、也更顽固的，是“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李向安在办案中反复观察到，一旦某人被贴上嫌疑人的标签，办案逻辑就容易从“用证据证明他有罪”滑向“为他有罪寻找证据”。这种思维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相互强化：侦查机关从源头上搞错了，检察机关跟着错，法院的审判则往往难以发挥应有的纠错功能。李向安说：有罪推定的观念如果不在制度上被“疑罪从无”的刚性规则所对冲，法庭就很难成为无辜者的庇护所，反而可能成为错误结论的确认程序。
再往深处追溯，李向安还观察到权力与责任之间的错位。他直言，纠错的阻力“既有制度性的阻力，也有人为阻力，还有部门利益阻力”。一个案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甚至执行，纠错就意味着要承认整条链条出了问题，要重新检验口供、物证、程序和责任。“谁都知道纠错重要，可真搬起来，心并不齐”，李向安如是说。李向安多次批评“汇报思维”：案件审理的环节过多，责任链条过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权责边界模糊，一旦出事，责任往往落到链条最末端的那个人身上。当权力可以干预裁判而责任却无法精准落地时，冤假错案就有了制度性的生存空间。
辩护权的虚弱，则是这条链条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李向安认为，辩护不是“为坏人开脱”，而是帮助法庭看清真相的制衡力量。但在相当多的案件中，法律援助流于形式，指派律师开庭前不阅卷、不沟通，庭审只是走个过场；一些当事人又受“请律师就是认罪”的误解影响，主动放弃辩护。控辩失衡之下，控方证据中的漏洞没有人去戳破，错误指控就失去了在庭审中被拦下的机会。念斌案之所以能够翻过来，恰恰是因为辩护律师坚持调取关键物证，发现了警方取证过程中的致命缺陷。辩护权的实质化，不是司法体系的装饰品，而是冤假错案最日常、最前置的过滤器。
把这些线索收拢起来，李向安的结论是：冤假错案的根源不在某一个“坏苹果”，而在一种“制度失灵”的逻辑。当犯罪追诉优先于人权保障成为各个环节共享的行为逻辑时，每一个行动者在自己的位置上似乎都做出了“理性选择”——尽快破案、尽快起诉、尽快结案，但效率如果脱离了公正，不仅归零，还会变成负数；结案率如果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办案就变成了“赶工”，而不是“求证”。
根治之道，因此不能停留在“加强教育”或“个案追责”的层面，而必须回到制度本身：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长出牙齿，让侦查、起诉、审判之间的制约真正硬起来，让认罪认罚回归辅助性定位而不是侵蚀审判的实质化，让辩护权从“见证式”走向“实质化”，最重要的是，让司法责任制从纸面落到人头：谁办案，谁负责，终身负责。
李向安把每一起冤假错案称为“司法界难以磨灭的耻辱”。耻辱的意义不在于反复表达歉意，而在于逼着制度健全。反思溯源，最终是为了让正义不必再依赖“真凶落网”的运气，而是可以在每一个平常案件的每一个平常环节里，被程序稳稳地接住。
(李向安律师:以无罪辩护、刑民交叉、替人翻案著称于法律界，已成功办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力。其“弘扬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为人宗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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