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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蒋艺岑，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朱勤，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在崇尚平权和自由的互联网时代，家庭及其内含的琐碎劳动，常常被解读为束缚新一代女性的枷锁。从丧偶式育儿的热议、隐形家务的叩问，到对出走的母亲的共情与声援，无不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对更具平等底色的亲密关系的深切期许。

▲来源：电影《出走的决心》宣传海报

但把视角转向上一代人，这种关于平等家务分工的焦虑似乎并不那么常见。对出生于上世纪30到60年代的老年人而言，家庭内部的分工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秩序：妻子、母亲、祖母的角色，往往与围裙和灶台紧密相连。在这样的语境下，许多老年女性习惯将自身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性别不平等的家务分工，也未必与“不幸福”的感受相联结。

然而，“出走的母亲”这一现象不禁发人深思：当下中国老年人或正处于传统家庭惯性与现代性意识交织的张力之中，她们对承担更多家务的不在乎，是本心使然吗？若丈夫能够分担更多家务、实现更为平等的家务分工，这是否会对这一代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我们新近发表的论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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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分工的健康效应

长期以来，家务劳动一直更多被视为女性的责任。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家庭经济模式的瓦解以及教育的普及推动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为女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中叶以来，女性主义理论持续批判“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呼吁通过立法保障女性就业权利，并推动家庭劳动的性别平等分担。因此，对于家务劳动分工（本文指非照料性的家务劳动在夫妻间的分配方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主要围绕这两种分工模式何者更有利于健康展开，由此形成了学术界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

公平理论认为，当夫妻之间的家务劳动分工更加平等、性别角色更为平衡，双方在关系中实现了相对对等的付出与获益时，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都更为良好。相反，当家务分工不均时，无论是“受损方”（付出更多的一方）还是“过度获益方”（付出较少的一方），都可能面临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专业化理论和性别理论分别从经济理性与性别规范的视角出发，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更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家庭整体福祉。一方面，这种分工模式被认为可以通过角色专业化实现家庭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其与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性别角色期待相契合，也可能降低角色冲突，从而带来积极的健康影响。

现有研究普遍指出，东亚社会更容易受到传统性别规范惯性的影响，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投入更多、男性参与较少的分工模式被广泛视为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家务劳动分工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也未必对个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亦有研究指出，尽管传统儒家家庭规范在中国社会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文化的持续输入正在逐步引入性别平等观念，使不同制度与价值元素在中国家庭中并置共存，形成一种“压缩现代性”或“马赛克式”的社会状态。在此语境下，家务分工与中国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而可能呈现出情境依赖且结构复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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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样是做家务，为什么有人更累？

很多时候，我们谈家务，习惯用一个最直观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公平：谁做得多？但真正关键的，并不只是做了多少，而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和谁一起做、以及你是否有选择权。

挣钱的人，还该做家务吗？

在很多家庭里，男性主要负责挣钱，但家务是否可以完全交给另一半？研究发现，家务和经济贡献是家庭运作的核心。即使现代女性参与工作更多，丈夫如能有效履行养家者的角色，也能提升夫妻满意度，而婚姻质量的提升又与身心健康紧密相关。可见，老年夫妻在家务与经济责任上的选择和协调，是影响健康的重要机制。

家庭之外，TA的生活还有多少？

现代社会强调老年人积极的社会参与，无论是有偿工作还是家庭事务，都能带来自我价值感和满足感，从而保护健康。对于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来说，家庭往往成为最主要的自我实现空间。这意味着，他们在家务中的角色不仅影响体力付出，更会影响心理感受和自我认同，可能对健康产生显著作用。

不同地区，平等观念有何不同？

研究发现，性别观念在中国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以往关注其他国家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发达或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家务分工更平等，幸福感更高；在传统观念浓厚地区，女性承担更多家务、男性参与较少被视为常态，即便分工不平等，也未必影响健康。

因此，在讨论老年人的健康时，家务分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做一点或少做一点的问题。在不同的收入条件、工作经历和性别观念下，同样的家务分工，可能会对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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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人家务分工的健康密码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2年（除2012年）的六期数据，选取受访年度调查中双方均在60岁及以上的已婚、双方同住且均接受访谈的夫妻作为样本，结合多种模型和分析方法，得到了以下主要发现。

第一，老年丈夫在每天约6小时、妻子在约7小时的家务劳动时间下健康状况最佳，偏离这一水平的家务投入均与降低的健康得分相关；[QY1] 丈夫的健康得分基本不随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改变，而妻子健康得分的下降与丈夫的家务时间增加相关。

第二，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在夫妻总时间中的占比与老年夫妻的健康得分之间均呈现倒U形关系。妻子的最佳健康状态出现在丈夫占比20%时。相比之下，丈夫的最佳健康状态出现在80%时。当然，这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比如，妻子的健康状态好，因此承担的家务多，她们的丈夫所承担的家务占比就相对较低。我们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该结果依然稳健。

第三，我们借鉴以往研究，将绝对时间（收入）与相对时间（收入）结合，构建了一个四分类变量，用以考察丈夫在家庭中挣钱与家务角色的协调情况。这四类分别为“高收入、高家务”、“高收入、低家务”、“低收入、高家务”和“低收入、低家务”。分析结果显示，既高经济贡献又高家务参与的老年丈夫，其自身健康指数得分最高；在对配偶健康的影响上，低家务但高收入的丈夫对妻子健康最为有利，而高家务但低收入的丈夫最不利于妻子健康。

第四，参与有偿工作显著调节了家务劳动分工与健康的关系。当家庭是自我效能的主要来源时，家务分工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参与有偿工作的老年丈夫，其健康状况几乎不受家务劳动时间占比变化的影响；而不参与有偿工作的丈夫，随着家务劳动时间占比增加，健康收益愈加明显。

第五，我们发现地区性别分工观念显著调节了家务劳动分工与健康的关系。在性别观念较为传统的地区，丈夫过多参与家务可能不符合社会性别期待，其健康指数随家务劳动时间占比增加会先上升再下降，即当丈夫做家务很多时，比如他们承担了全部的家务，他们的健康指数较低。而在性别观念趋向平等的地区，丈夫参与家务可以受到社会、家庭及自身认可，其健康指数则随家务劳动时间占比增加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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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中国老年人处在保守一代与更年轻平等一代之间，其家务分工模式及其与健康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平等”或“符合传统”解释。

一方面，中国老年群体整体仍偏向传统，最有利于健康的家务分工距离真正平等仍有一段差距。即便丈夫在家务中的稍许参与即与妻子的健康改善高度相关，“男主外、女主内”仍是家庭分工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老年男性参与更多家务时，健康状况通常更好，而且不同性别规范对他们的影响也更为显著。

当代中国老年人仍处在传统家庭惯性与现代平等观念交织的张力之中，部分女性对承担更多家务的“不在乎”，究其根本，更多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塑造的结果；而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观念迭代的多重影响下，这一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我们期许，未来家务不再只是“她的分内事”，而能真正成为夫妻共同参与、彼此滋养的生活日常。

参考文献

Jiang, Y., & Zhu, Q. (2025).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46: 1019–1040. //doi.org/10.1007/s10834-025-10066-4.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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