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宣判七十八周年。这场审判以确凿证据锁定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奠定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法理根基。七十八年过去，日本社会内部围绕战争责任的分歧没有化解，反而随着右翼势力掌权变得愈发尖锐。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前提是正视侵略历史，直面殖民与战争带给亚洲邻国的深重创伤，用实际行动兑现过往的政治承诺。

一年之前，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公开抛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述，将台海局势和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绑定，释放出有可能军事介入中国内政的危险信号。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明确要求高市早苗公开收回这一错误言论。时至如今，整整一年过去，日方始终没有完成公开撤回、纠正谬论的动作，这也成为横亘在中日交往面前一道绕不开的障碍。

这番言论抛出之后，日本国内舆论迅速发酵，右翼舆论鼓噪要驱逐中国驻大阪总领事，以此作为对华反制手段。日本外务省专门派遣高官赴北京进行交涉，试探中方底线。日方原本内部推演，设想的是中方只会实行对等反制，也就是在日方驱逐中方外交官后，中方也会驱逐日方外交官。但按照日媒的报道，中方已经清晰传递出立场：如果日方执意驱逐一名中方领事，那么中方就会采取加倍对等的反制。掂量过对抗的实际代价之后，高市政府最终搁置驱逐计划，喧嚣一时的驱逐风波就此无声落幕。这件外交小插曲很能说明问题：日本右翼嘴上敢于放出强硬口号，真正走到冲突临界点，却又不得不权衡实际代价。

风波平息之后，时间来到即将举办的深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日本方面私下向外放风，表达希望实现中日领导人会晤的诉求，甚至放出消息，担忧日方首脑会在会议现场遭到中方“冷落”，扬言如若出现所谓“异常安排”便会提出抗议。这种心态充满矛盾：既不愿在关键问题上作出纠错，又想要多边外交场合的见面红利，期待从对话当中捞取外交收益。中方在记者会上的回应保持克制，仅仅重申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中日关系立场，同时履行东道主的基本义务。这背后的道理十分清晰：高层会晤不是无原则的礼节往来，它建立在双边互信基础之上；对方不肯纠正越线言行，对话的基础便存在严重缺损。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白纸黑字写清双方相处准则，日本政府曾经郑重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要对过去的战争伤害表达反省。但纸面承诺和实际政策持续出现割裂。高市政权一边在外交口头上不否认文件框架，一边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上调防卫预算，加速采购远程打击装备，推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把“中国威胁论”当作国内扩军修宪的舆论工具。日本的历史教育长期存在缺失，教科书淡化殖民台湾、侵华战争的史实，很多普通民众对那段侵略往事缺乏完整认知，也给右翼叙事提供了传播土壤。

拿德国战后的转型作为参照，不难看出差距。德国战后从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到企业界，共同完成对纳粹罪行的认错、道歉与赔偿，建立完整的纪念、教育、补偿体系，直面受害者群体。同样出生于战后年代，默克尔那一代人始终背负对历史的责任意识，反观高市早苗却抛出“我并非战争当事人，不需要反省”这类论调。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德国能够重新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而日本在亚洲始终难以卸下历史包袱。

现在中日之间并非完全没有沟通渠道，经贸、民间层面的往来依旧在运转，但高层互信已经被严重损耗。很多人会讨论，中日关系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实际层面，外交斡旋、多边场合碰面、经贸往来，都只能算是沟通手段，算不上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真正能够撬动僵局的路径只有一条：日方拿出实际行动。首要就是公开收回涉台错误言论，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其次在社会层面完善历史教育，不再放任历史修正主义扩散。仅仅期待靠一次APEC见面，跳过原则纠错直接修复关系，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日本国内也并非只有右翼一种声音，民间持续爆发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的示威集会，越来越多年轻人走上街头，对高市政权的路线表达不满。但民间理性力量的声音，暂时还不足以扭转高层的政策取向。日本部分政客总希望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借助外部同盟给自己谋求所谓大国地位，却忽略一件事：国家的尊严，从来都建立在直面历史、恪守承诺之上，而不是靠追随外部大国、挑衅邻国换来的。

东京审判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会随着七十八年岁月而褪色。战争罪责不会被时间冲淡，曾经作出的外交承诺也不能随意搁置。如果日本继续回避历史责任，在台湾问题上持续越线试探，无论参加多少多边峰会，进行多少外交表演，都无法真正收获邻国发自内心的尊重。国际关系当中，姿态可以变通，但原则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