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刑事辩护久了就知道，死刑案件和普通案件之间横着一道程序分水岭：一审、二审都判了，还不算最终定数，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很多家属也是走到复核阶段，才真正意识到这道关口的分量。张智勇律师今天讲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279号高某某案，就是死刑复核程序里非常典型的改判样本：一审判死刑，二审维持，最高法不予核准，发回重审后最终改判死缓。

一、案情：两次合伙，一条购毒一条销毒

2014年11月，高某某、杨某某和曾某某三人商量在某地A贩毒，分工很明确：杨某某负责找上家姜某某买毒品，高某某负责往下销售，曾某某负责提供陪吸人员。

第一宗交易，杨某某自己去了某地B，买回冰毒970克、麻古200颗，运回某地A藏好。这一趟的毒资全是他出的，毒品由他保管，卖出来的钱也由他掌控，高某某只按分工负责向下家销货。第一批货大部分卖出去了，剩下的后来被查获。这期间三个人还先后六次介绍他人卖淫，其中涉及未成年人，之后曾某某就退出了合伙。

第二宗交易，两个人一起开车再去某地B。这回高某某也出了资、参与接应，但出资最多的还是杨某某，联系上家、雇车、当面和上家交易的也依然是杨某某。交易完往回走，两人在某地A一高速收费站被抓，当场查获冰毒2497.98克，含量分别在79%到80.5%之间，另外还有麻古104颗。两宗合计，涉案甲基苯丙胺类毒品近3500克。

这里也要说清楚：三名被告人除了贩卖、运输毒品，还结伙多次介绍他人卖淫且涉及未成年人，构成介绍卖淫罪，这部分两级法院和最高法都认定情节严重，依法应当惩处，没有任何从宽空间。

二、一审和二审：认定作用基本相当，一死一缓

某地A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高某某和杨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基本相当，都是主犯，且均犯数罪。量刑上，杨某某因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毒品上家姜某某，被认定有重大立功——这是刑法明确规定的可以减轻处罚的法定从宽情节，最终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高某某则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高某某不服上诉，核心理由有两点：一是自己只负责销售，实际作用比杨某某小；二是大部分毒品没有流入社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认定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部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三、最高法院的比对：四个环节逐项掂量

到了死刑复核阶段，最高法没有停留在“两人都是主犯”的笼统认定上，而是把两宗犯罪拆成各个环节，逐项对比两人的作用。

预谋环节：谁先起意、利润怎么分配，三个人的口供对不上，没法认定谁更主导，这一阶段两人作用基本相当。

实行环节，差距就很明显了。第一宗里，联系上家、出全部毒资、赴某地B当面交易、运毒回某地A、藏毒、掌控毒赃的，全是杨某某，高某某只负责销售。第二宗里，虽然两人共同出资、同车前往，但出资最多、联系上家、雇车、当面交易的还是杨某某，高某某主要是介绍他人出资、配合司机驾车接应。

逐项比对下来结论很明确：第一宗杨某某作用明显大于高某某，第二宗也略大于高某某，全案来看高某某的作用相对更小。一、二审认定两人作用基本相当，最高法明确表态：这个认定不准确。而这，正是不予核准死刑最核心的理由。

四、一条硬规则：罪责轻的不能“升格”补位处死

很多人容易误解，觉得“区分主犯罪责”只适用于毒品数量刚踩死刑线的案子，其实不是。

2015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也就是常说的《武汉会议纪要》，其实包含两层规则：一层是针对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标准的案件，要尽量区分主犯罪责大小，一般只对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死刑；但更底层、更通用的原则是——只要是毒品共同犯罪，能分清作用大小的就必须区别对待，不能因为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次、一律重判甚至都判死刑。

换句话说，区分主犯之间的罪责层级，是所有毒品死刑案件都要遵守的裁判原则，不是只有“数量刚踩线”的案子才需要。本案最高法重新厘清两人的作用差，就是对这条通用原则的直接适用，并非只是参照规则精神。

落回本案就更清楚了：杨某某是全案罪行最重的主犯，又系累犯，依法本应从重处罚，论罪本该判处死刑，只是因为有重大立功这个法定从宽情节，才降到了死缓。罪责排第一的人因为法定情节活了下来，总不能反过来把罪责更轻的第二个人“升格”补上去判死刑。真要那么判，就等于罪重的人沾了从宽的光，罪轻的人却承担了最重的后果，明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五、数量之外的三件小事

最高法的复核理由也没有停在罪责对比上，还专门点了三个情节：

其一，高某某从归案到复核提讯，始终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态度稳定，还配合公安机关查实了第二宗毒品其他出资人员的情况，属于坦白且悔罪表现较好；

其二，第二宗毒品当场全部被查获，没有继续流入社会，实际危害相对有限；

其三，毒品数量是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从来不是唯一情节，死刑适用更不能搞唯数量论。

这三个情节单独拎出来，可能都不足以直接改变死刑结果，但和前面的罪责大小认定叠加在一起，就足以把死刑立即执行，调整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里也补一句程序细节：最高法裁定不予核准死刑后，发回省高级人民法院按二审程序重新审理。2017年5月8日，高院改判高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该判决为终审生效判决。

六、辩护视角：同案比对要做成一张明细表

办这种多人贩毒的死刑案，控方往往习惯以总数量为叙事主轴：总量远超死刑标准，好像人人都该判死刑。辩护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大总量”拆碎了，落回到每一个被告人的具体行为上。

我们办这类死刑案，第一件事就是先拉出一张分宗、分环节的作用对照表：每一宗事实里，谁先起意、谁牵线上下家、谁出资、出了多少、谁经手交易、谁管运输保管、谁负责销赃、毒赃怎么分，一项一项对着卷宗抠实。毒品犯罪环节多、周期长，口供互相矛盾是常态，越是拆得细致，越能在“作用基本相当”这种笼统认定里撬开缝隙。

本案中，辩护方一审就提出了“杨某某作用更大、毒品大部分未流入社会”的意见，虽然一审二审没有全部采纳，但到了复核阶段被最高法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可见只要方向对、意见扎实，每一级程序都在积累分量。

另外一定要盯住同案人的从宽情节。同案主犯有立功、自首，本身就说明罪责的天平已经倾斜，这份倾斜，恰恰就是论证自己当事人罪责更轻的重要参照。

最后必须把边界说清楚：这个案子绝对不是“毒品数量大就不判死刑”。最高法的改判建立在两个明确前提上：两名主犯的罪责能分出清晰层级，且罪责最重的主犯已经因法定从宽情节未被判处死刑。如果是数量特别巨大、罪责最突出的主犯，该判死刑的照样会判。

这个案例真正的价值，是展示了死刑案件的精细化裁判逻辑：同是主犯，作用也一定有大小之分；只要罪责有大小，刑罚就必须分出轻重。人命关天的案件里，“作用基本相当”这五个字，是要拿证据一项一项填实的，不能笼统一句话就带过去。

【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