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蔡鍶墁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韩思齐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相信很多读者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学业上表现优异，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甚至超过了部分男性。这常被视作社会进步的标志。然而，当她们满怀期待地步入职场，却可能发现自己“大材小用”，从事着低于自身教育水平的工作——这就是“过度教育”。

过度教育不仅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浪费，更会带来经济回报低下、职业成就感匮乏、心理压力增大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一现象，过去的解释通常围绕两方面：在个人层面，随着高等教育普及，文凭的竞争力似乎在下滑，推动人们不断攻读更高学位；在家庭层面，受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期待影响，尤其当女性已婚已育时，她们的工作安排常需要为家庭整体的考量（如配偶的职业发展或育儿责任）让路。这可能导致她们接受一份低于自身教育水平的工作，从而推高了过度教育的风险。

一个更深层却常被忽视的动力可能是：女性是否也出于对自身在向上流动中的机会的观察，而计划性地走向了“过度教育”？具体而言，在性别观念依然传统的东亚社会，女性是否因对职场不公的预判，而采取“过度教育”对自身的劣势进行补偿？

我们的最新研究（Han and Cai 2025）将视角转向这一社会心理层面，并提出了一个关键解释：女性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进程的感知，与其陷入过度教育的风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项研究利用2014/2015年东亚社会调查数据，对26-35岁的青年劳动者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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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日的学历补偿明日的性别劣势

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个核心概念：“感知的性别平等进程”（Perceived Gender Egalitarian Progress, PGEP）。它并非客观的平等指数，而是个人主观上是否觉得其所在的社会在求职机会、收入、晋升和工作保障方面，对男女越来越公平。

我们发现：

1.感知折射现实，且存在性别温差

总体而言，在性别平等指数更高的中国台湾地区，人们感知的性别平等进程最高；在性别平等表现较差的日本，人们感知的性别平等进程最低。这说明人们的主观感受大体能反映社会现实的差异。

过度教育在本研究中的定义为，被访者对“他们的教育是否符合当前/上一份工作的要求”这一问题回答为“超过工作要求”。在中国大陆，年轻女性呈现一种“双重困境”：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三地中最低，但过度教育的比例（19%）却相对较高。我们推测，这可能与中国快速的教育扩张、学历贬值以及仍然广泛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有关。

然而，在同一社会中，男女的"感受温差"显著。男性普遍比女性更乐观地认为性别平等在进步，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一发现与既有理论相呼应：作为传统上的优势群体，男性往往对不影响自身的结构性不平等不够敏感；同时，隐性的性别偏见常常在无形中有利于男性，使得男性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潜力更容易被认可。这些因素都可能使男性更容易将劳动力市场视为基于绩效的、公平的体系，从而更倾向于相信性别平等已在整体上取得进展。

2.“进步感”与过度教育风险相关

对女性而言，这种“进步感”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相较于性别更为不平等的日本，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那些感知性别平等进程更低的女性，其陷入过度教育的风险显著更高。统计模型显示，在这两个地区，感知的平等进步程度与女性过度教育的可能性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这个发现背后的逻辑在于：当女性相信劳动力市场正变得更公平、更看重能力而非性别时，她们对“向下流动”的地位焦虑会降低。她们无需为了对冲潜在的歧视风险，而过度投资教育、追求远超职位所需的“保险性”高学历，从而减少了“过度匹配”的可能性。相反，如果女性认为职场性别壁垒依然坚固，她们可能开始“贷款焦虑”，倾向于通过更高的学历、更多的证书来武装自己，为未来在就业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做准备。

▲来源：www.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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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地位保卫战”的策略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个人的教育选择嵌入于他们对于未来宏观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的预期之中。 我们发现，女性对更高教育的追求，可能不纯粹源于对知识的渴望，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应对预期的性别歧视、进行地位维护的策略。她们试图用更厚的学历证书，来垫高自己在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立足点。

当个体（尤其是女性）预期自己将在职场中面临不公时，可能通过超额的教育投入来预先补偿。这是一种 “防御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然而，这一策略犹如双刃剑，它虽然可能短期增强个体的竞争力，却也会直接导致女性更高的过度教育风险，损害其职业匹配与经济福祉，陷入"学历通胀"的循环。

这些潜在的后果提醒我们，个体策略无法替代结构性改革。真正的进步，在于建立一个无需女性通过"过度准备"来证明自己价值的环境。教育的性别差距缩小乃至逆转，并不自动意味着职场性别平等的实现。如果女性需要以过度教育为代价来换取本应平等的就业机会，那么这种“进步”依然是脆弱且成本高昂的。真正的性别平等，不仅是让女性“读更多的书”，更是要创造一个让她们“所学即所用”、能凭借才华而非过度溢价的文凭去公平竞争的环境。

参考文献

Han, Siqi and Siman Cai. “Perceived Gender Egalitarian Progres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Overeducation in China, Japan, and Taiwa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25) //doi.org/10.1016/j.rssm.2025.101108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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