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政策的目的不应该是让孩子远离数字科技，而应该是如何帮他们在数字世界中拥有自主、安全、有尊严地成长的能力。

最近半个月参加了数场由媒体或高校组织的，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研讨会。笔者感到，数字科技在给人类带来便利和经济增长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伦理、认知、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诸多严峻挑战。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社交媒体或人工智能，就是最让大家关心的话题之一。

对于这个问题，从去年底开始，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阿联酋和英国等国政府相继颁布法令，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的Instagram、Facebook、X、YouTube和Tik Tok等主要流行的社交APP。据悉，挪威、土耳其等国也在酝酿类似的法令。

国内一些家长老师也苦于孩子沉迷于手机久矣，主张中国也应该采取禁令的声音不算少。恰好读到清华大学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与传播学院本周发布的《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笔者觉得研究人员分析的颇有道理，结合此前自己的一些思考，谈谈看法。

第一，一禁了之是懒政，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制造新的问题。

人类信息传播技术的历次进步，比如电视机、录像带、互联网、手机的发明，都曾经出现过给未成年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质疑，社交APP、人工智能也绝非最后一批，未来还有源源不断的新技术给教育带来挑战。

聪明的管理者是要积极面对技术的挑战，而非消极应付。一禁了之绝非可以解决问题，就像当年把电视和电脑锁起来的家庭，不一定培养出来的孩子更优秀。

从根本上讲，青少年能否获取充分的数字信息，已经是新时代的一个基本受教育发展权利，这种权利的获得，成年人不应该以他们心智不健全而去替他们做主而剥夺。

从功利的目的讲，数字科技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渗透度只会越来越高，聪明的、负责任的政府出于国家竞争的需要，也应该是培养未成年人驾驭数字科技的能力，而非因噎废食，将他们与数字科技隔离开来。

一禁了之只能凸显数字治理能力不高，表面上看暂时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却可能将其推向更分散、更隐蔽、更难识别和更难干预的数字环境。其结果可能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和治理成本上升。

清华这份报告里提到的一些数据可以对此做证实。

《报告》提到，芝加哥大学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s两个月前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四个月后，14-15岁受禁令影响未成年人的合规率约为27%，远低于预期的阈值，多数人仍在使用受限平台。

更有甚者，根据路透社和ABC等媒体报道，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前后，VPN下载量激增近三倍，替代平台在澳大利亚榜单迅速攀升，Yope一度跃居APP下载排行榜第一名，约一半用户为16岁及以下，同时，WhatsApp使用量小幅上升。这表明未成年人的社交需求未被消除，而是向更难监管的空间转移。

第二，澳大利亚等国封禁式管理的目的不仅是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更是着眼于产业博弈和数字主权捍卫等利益问题。

目前除了Telegram，全球最流行的前十位的社交APP，都是由中美两个国家的企业开发。对于外资APP的过度流行，全球所有国家都表现出对数字主权或国家安全的担忧，动辄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这也是澳大利亚等国采取封禁式措施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以制裁社交APP或数字平台企业作为国家利益博弈手段，在国际较量中已经屡见不鲜。2018年以来，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屡次开出天价罚单，比如以反垄断为由，对谷歌开出41亿欧元罚单；以侵犯隐私为由，对Facebook开出12亿欧元罚单；以反垄断为由，对苹果开出18亿欧元罚单。

最近欧盟又要以诱导13岁以下儿童上瘾为由，酝酿严厉处罚Facebook、X等社交工具，一些媒体推断可能要开出上百亿天价罚单。

美国则显示出执法的双标，对待本国社交媒体是一种宽容化治理的态度，对待外国企业开发APP（如Tik Tok）则与欧盟对待美国社交媒体逻辑极为相似。前两年的Tik Tok封禁风波中，很多政客的理由就是该应用存在侵犯隐私、诱导未成年人成瘾的嫌疑。

最近澳大利亚等国封禁措施，表面逻辑是青少年的成长教育问题，更深层则是对外来媒体工具普及化的担忧，旨在通过推行限制性措施，来强化捍卫数字主权或管理权的能力。其中一些科技强国，也不排除具有给本土社交平台提供成长空间的动机。

这份《报告》对这个因素也有所研究归纳：“各国管控模式有所不同，差异的底层原因是产业发展、治理能力与政治因素的多重博弈”；“本土数字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因为具备相应的数字治理技术和经验更倾向于温和或碎片化的监管，而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则倾向于推行强硬的禁令式管控”。

《报告》还指出：“数字治理能力落后和选举政治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一刀切’倾向”。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地方选举失败后，匆忙推出未成年人社交禁令，也可以看成是选举政治操作的一种体现。

第三，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复杂多元，简单“有害论”或“有益论”均缺乏充分学理支撑。

《报告》称，对1309篇系统综述类学术文献的计量分析表明，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负向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系数低，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因果性结论，具体影响取决于家长、学校和自我学习性倾向等因素。

在我们身边，既可以轻易发现沉迷于手机应用，获得不好影响的孩子，也可以轻易发现能够很好利用好移动互联网工具，实现了课堂教育之外的很好的补充，知识和思维健康成长的孩子。

比如昨天与朋友一家聚会，他的8岁孩子具有超越同龄的知识面和思考方式，经过询问都是来自于抖音、腾讯小视频，或者豆包等人工智能模型，显然这是积极利用的结果。

如果孩子成长单纯依靠整齐划一的课堂教育，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长结果。过去孩子的体制外成长渠道是课外书、辅导班，现在则是互联网工具，并且它的信息供给能力远远大于传统手段。

第四，中国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数字科技大国，不仅要产业发展走在前面，治理体系的示范作用也要走在前面。官方应该探索建立一个分级分类、隐私友好、多元问责的精准化治理体系，为全球数字治理树立一个榜样，加强我国在数字空间软实力上的话语权。

政策优化的重点显然不是简单复制最低年龄禁令，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提升治理精度和执行效能。《报告》给出了一个思路，我是认可的：构建以”年龄分级”和"平台风险等级"为两个维度的分级管控措施，以最小化收集、用后即焚为原则设计分层验证方案。我们政策的目的不应该是让孩子远离数字科技，而应该是如何帮他们在数字世界中拥有自主、安全、有尊严地成长的能力。

笔者参加的另一场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的两个教授都在谈人工智能给他们的实际教学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其中某教授的一声感叹：“现在机器思维越来越趋向人类化，学生们的思维却越来越退化，趋向人工智能大模型化”，精确表达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某些窘境。我想人工智能在未成年、乃至大学学生中的治理，也可参考上述原则性路径。

在高度数字化的时代，驾驭网络媒介、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的必备能力，真正的为孩子计长远，应把重点放在提升未成年人数字素养上，让他们更好地适应数字环境，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优劣，成长为合格的数字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