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问小镇怎么看外包和劳务派遣？

这是在近期谈灵活就业和时代转变基础上自然延伸出来的关键问题。大家可以先看看前置文章《》和《》。

小镇认为未来灵活就业一定是社会就业的主体，这是必然发生的，大家习以为常的普遍雇佣，不过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发生的偶然，并非天经地义。

普遍雇佣来自于大规模生产和现代分工细化，前者体现在制造业蓝领，后者则体现在服务业白领，但随着技术进一步向前推进，从信息化、数字化向智能化迈进，分工可以更细，甚至一名白领的工作可以拆分为几十项碎片化工作，这就意味着外包会更加深入，但这次不是外包给非正式就业者，而是AI数字员工。

那么，这会导致外包、劳务派遣等缺乏公平待遇和保障的非正式就业变得更加普遍或者说猖獗吗？

小镇不这么看，至少在中国不会。

外包和劳务派遣这东西源自美国、兴盛于日本，在十几年前围绕劳动合同法博弈的时候，作为一种妥协保留了下来，也确实起到了极大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作用。别说在民企了，广大央国企、体制内也普遍存在外包、劳务派遣问题，毕竟有编制卡着，同工不同酬问题很严重。

但是，这套玩法能够在过去发挥远超西方的效果，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有多么先进，说白了，仅仅是就业群体非常特殊。

中国灵活就业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十五计划”刚提出“灵活就业”这个词的时候，主要针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一群体别说社会保障了，能确保工资按时发放就很不错了；但最近10年，灵活就业群体已经从某种群体向岗位转变，主要是就业岗位的非正式化，也就是体现在外包、劳务派遣等用工形式。

最受这一毒瘤所害的，基本是70后、80后和部分90后，这一群体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最特殊的群体之一。从小到大几十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来说还是信为人本分、爱岗敬业的传统思想，责任感很强，虽然对待遇不公很有意见，但总归是不愿意看到活掉在地上，还是希望把工作做好，内心也存着能够转正出头的念想。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这种念想成真的概率还是有的，就算最终没有成真，很多人也就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坚持把工作做下来了，所以用工单位才会觉得外包、劳务派遣太好用了，性价比超值，既能耀武扬威展现优越感，还能要求非正式员工提供远超薪酬待遇的劳动。

但时代变了啊。

目前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时代，想要实现阶层跨越的难度更大了，年轻群体也就是95后、00后等，父辈相对更有积累，体现在就业上更有选择权。比如现在年轻群体就业率低，一个客观原因是对工作也更挑了，与其干一个收入低、没前途的工作，还不如在家当职业子女，父辈对子女在家多待几年的接受度也更高，说白了相比创业或者啥，在家养个孩子的成本太低了。

工作中，也变得更加现实，能不能晋升、活干了有没有回报等算的很清，当然也有负面问题，那就是算的太清，动不动就把别人的劝告当成PUA，甚至动辄要向领导、HR举报投诉，这对个人成长不是好事。

但代际更迭下，职场已经发生巨变。别说外包、劳务派遣等非正式就业了，就算公司正式员工也讲权责匹配，不吃画饼那一套了。比如最近星宇股份的风波，就是年轻人不吃“家文化”那一套画饼了，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老一套的威胁也吓不住人了，别说走劳动仲裁了，都能直接去找欧盟。

不过有一说一，这种事，无论欧盟还是美国都不在乎的，说白了不过是一家企业内部的劳动纠纷，在全世界很常见，欧美公司更习以为常，不可能因为这点事就涉及到供应商更迭的问题，也不可能影响港交所。

当然，闹大了也是有用的，起码当地政府会关注，然后对企业施压，但这跟欧盟无关，毕竟欧盟的《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针对的是产品，而不是大学生是不是被非法裁员。能够保护中国劳动者的，还是中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这种情况只要去做仲裁诉讼，基本是稳赢，只不过会慢一点。

回到外包和劳务派遣问题，代际、工作群体的转变，必然会把这种时代畸形的产物踢到垃圾堆里。

未来灵活就业的确是主流，占比肯定超过一半，但不代表灵活就业没有相应的劳动保障，未来无论传统就业还是灵活就业，只是就业形式不同，该有的保障还是要有的。

不过，灵活就业在未来5到10年，肯定整体劳动保障要弱于传统就业，主要在于到底由谁承担灵活就业人员保险的统筹部分，又如何保障灵活就业群体收入和就业的相对稳定，这是崭新的挑战，尤其后者难度更大，毕竟保险可以兜底，就业怎么兜底？

但搞就业歧视、待遇歧视以此节省成本的路子，必然越来越窄，也不符合中国全面合规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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