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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王彦文 博士后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倪安妮 客座讲师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在城市公园的相亲角，父母们把子女的年龄、学历、收入写在A4纸上，像招聘启事一样挂出来；而在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似乎讲的是另一套标准：三观契合、情绪价值、灵魂伴侣。找对象，到底是核对条件，还是匹配灵魂？男性和女性的答案一样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邀请1225位未婚青年，完成了一场虚拟相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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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从搭伙过日子到寻找灵魂伴侣

中国的结婚人数正在下降。全国结婚登记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降至2024年的610万对；2010至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约3.6岁，女性接近4岁。婚姻已不再是默认的人生轨迹。

社会学家用“个体化”概括这背后的观念变化（Beck & Beck-Gernsheim, 2002）：过去的婚姻像一种制度安排，大家各司其职，搭伙过日子、生儿育女；如今的亲密关系则被寄予新的期待，比如自主、理解与共同成长。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找个过日子的搭子，而是懂自己的灵魂伴侣（Giddens, 1992）。

已有研究提醒我们，这场变迁存在深刻的性别差异：女性呈现出对传统性别期待更强烈的反叛，她们渴望事业发展，渴望人生多样的选择（England, 2010; Gui, 2020; Ni, 2026）。于是，我们探索了两个问题：

1. 择偶时，人们看重条件（学历、收入、外貌），还是三观（家务观念、情感支持、生育意愿）？

2. 人们是用固定的标准来评判对象，还是在寻找与自身观念匹配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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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方法：一场虚拟相亲实验

直接问“你择偶最看重什么”并不可靠，因为人们往往给出礼貌体面的回答，但这未必是真实偏好。因此，我们采用“因子调查实验”方法（Auspurg & Hinz, 2015），请受访者为特征随机组合的虚拟相亲对象打分，这样，我们便能清晰识别每项特征带来的真实影响。

2025年4至5月，我们在北上广深招募了1225位25至34岁、从未结婚的异性恋青年，男女各半。每人查看6位虚拟异性的资料卡，并分别为对方作为结婚对象和作为恋爱对象的吸引力打分（0–10分）。资料卡包含九项随机生成的信息：

维度

水平

年龄

比你大5岁 / 与你相仿 / 比你小5岁

学历

中学 / 本科 / 研究生

收入与事业前景

低于平均 / 平均 / 高于平均

成长背景

本地出生长大 / 非本地出生长大

颜值

低于平均 / 平均 / 高于平均

家务观念

主要由女方承担 / 平等分担 / 主要由男方承担

事业支持

低 / 中 / 高

情感支持

低 / 中 / 高

生育意愿

不想要孩子 / 不确定 / 想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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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一、硬性条件仍然重要，女性比男性更为看重

无论男女，都青睐外貌出众、体贴支持的对象，也都不太接受“姐弟恋”的组合。

虽然男女都对对方的硬性条件有期待，比如学历、收入、外貌 和成长背景，但打分逻辑并不相同。男性的学历很重要：相比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男性对女性的结婚吸引力平均提高1.25分（满分10分），研究生学历更是提高1.64分，学历越高越加分。男性同样偏爱高学历女性，但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在他们眼中几乎没有差别。这表明女性学历的回报存在天花板效应：本科就好，再高不加分。这背后，是男高女低婚配传统的惯性。

二、谁都不想做家务，顾家伴侣更有魅力

整场实验中，比较明显影响伴侣打分的一项是是家务观念。对女性来说，“认为家务应主要由女方承担”是最强的单项减分项：如虚拟画像中的男性呈现出如此态度，其结婚吸引力直降1.34分；男性的态度亦是如此，面对“认为家务应主要由男方承担”的对象，他们会扣除0.73分（女性对此态度伴侣会加分0.56）。

三、要不要孩子：男性很在意，女性很淡定

生育意愿是一道分水岭。结婚情境下，男性给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大幅扣分（−1.21分），给想要孩子的女性明显加分；女性对于男性的生育意愿并不在意：无论男性伴侣呈现怎样的生育意愿，对女性的吸引力增减甚微。生育，在男性的婚姻想象中仍近乎必选项，在许多女性那里已是可谈判事项。

四、女性重契合，男性勾清单

学历上的门当户对在男女中都常见：学历越高的受访者，越青睐与自己学历相当的对象，这与其他全国性择偶实验的发现一致（Yu et al., 2026）。但进入三观层面，寻找契合的主要是女性：认同传统家务分工的女性，并不排斥观念传统的男性；自认为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的女性，格外欣赏同样体贴、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对象；不想要孩子的女性，会给同样不想要孩子的男性打出显著高分。“丁克找丁克”，是只在女性身上才能观察到的匹配模式。

男性则不同：无论自己观念如何、能给伴侣多少支持，他们对女性的期待几乎统一，他们期待伴侣温柔体贴、支持自己、愿意生育。寻找契合的灵魂也许对于男女都是幸事，但对于男性来说，首先他们需要确定对方满足标准“贤内助”的画像。耐人寻味的是，在问卷中，超过一半（57%）的男性表示愿意承担家中更大份额的家务，但在实际打分环节，他们反而会给期待“家务主要由男方承担”的女性扣分。

此外，结婚的打分逻辑不同于恋爱。婚姻情境下，生育意愿和客观条件分量更重；恋爱情境下，外貌的作用更突出。男性在婚姻中重视伴侣多维度的“贤内助清单”，但在恋爱中，女伴的颜值则最为重要；而女性在婚姻中讲究硬性条件基础上的三观契合，但在恋爱中，她们也最看重男伴的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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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此可见，女性的婚恋观已明显走向个体化，她们重视平等、情感与契合，寻找价值观合拍的灵魂伴侣；男性的偏好仍更多停留在传统叙事中，他们以经济条件为筹码，期待换取家务、情感照料与生育。

这种观念错位，让人想起社会学家贝克夫妇在《爱情的正常性混乱》中的预言：当女性率先告别传统性别角色而男性原地踏步，两性之间难免一场“漫长而苦涩的战争”（Beck & Beck-Gernsheim, 2004）。它或许正是当下年轻人结婚难、不想结的深层原因之一。今天的婚恋困境，不只是条件匹配的问题，更是一场关于性别观念的对话。

参考文献

Auspurg, K., & Hinz, T. (2015). 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 Sage.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Sage.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4).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Polity Press.

England, P. (2010).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Gender & Society, 24(2), 149–166.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Polity Press.

Gui, T. (2020). “Leftover Women” or Single by Choice: Gender Role Negotiation of Single Profession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1(11), 1956–1978.

Ni, A. (2026). Gendered individualisation among never-married Chinese skilled-labour women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52(5), 1290–1309.

Wang, Y., Mu, Z., Ni, A., & Zhang, C. (2026). From Status to Soul: Gendered Ideals and Quests for Compatibility in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8(4), 1–32.

Yu, J., Qian, Y., Hu, Y., Zhou, Y., & Xie, Y. (2026). What Makes a Desirable Spouse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8(2), 522–536.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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