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喝到这种茶是在6月24日上午，隆佑社区召开党员大会和居民大会的时候。我和一起实习的伙伴们为前来参会的代表们倒水。和我们一起倒水的两位社区网格员掏出了一袋茶叶，在每个180毫升塑料杯杯底都铺上了浅浅的一层，然后把热水加到距离杯口约一指的位置，再让我们把茶水端给代表。茶叶是绿茶，质量略次。四天之后我会在水溪乡第二次见到同样的饮水机、茶叶和塑料杯，并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一次又一次见到一模一样的饮水机和茶水。在不同的村庄、在不同的乡镇所见到的饮水机、茶叶的种类基本相同。经过询问，饮水机是由企业赞助的，藉以宣传品牌；茶叶虽然是各村各自购买，但大多数村所购买的商家相同，主要看中的是该品牌茶叶便宜方便。

在水溪乡第一次见到这杯茶则是在迎接我们的小会议上，当时乡镇机关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每位同学都端上了一杯茶水。在乡镇机关里的其他会议，比如说他们的消防培训会上，也会有工作人员为与会者端上茶水。

我此前一直认为端茶送水就是待客之道，并未深入思考。7月4日早上，一个身形瘦削、左脚残疾、穿黑背心的男子来到组织部办公室，若无其事地问了问乡长在哪里。B，也就是乡镇组织委员解释说乡长办公室在2楼，乡长本人在茅坪镇开会，中午左右才能回来。男子没有任何征兆地把他的夫人叫进来，然后咆哮了20分钟，大意是说某个施工吵的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夫人夜不能寐，到处乱跑。B在他说话的一个空当，表示反映问题可以去一楼信访办。对方闻言，先是把全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数落了一遍，然后把夫人留在办公室，让她在问题解决之前跟着工作人员吃饭睡觉，最后扬长而去，留下他夫人、我、B、Y（组织部干事）四个人在办公室大眼瞪小眼。

夫人一言不发，坐在B左边紧挨着B的凳子上，绷着脸瞪着B脚下的地板。B没有理会夫人，对着电脑打字。还是Y率先打破沉默，给夫人倒了一杯茶，而办公室的气氛则在夫人接过茶水的那一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沉重和压抑的空气开始松动，狂暴的情绪逐渐变得和缓，上访者和机关工作人员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似乎融化在茶水升腾的白雾里。B开始联系能够解决问题的工作人员，Y则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夫人拉起家常，夫人喝着茶，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脸色已经开始和缓，时不时点头吱声回应一下Y的客套话。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我在实习中见到的唯一一个上访情景：离开水溪乡的前一天，面对组团前来上访、气势汹汹的村民，Y同样是第一时间准备茶水，不论村民是否需要，都为每个村民准备一杯。

上访者的夫人留在办公室里，而B则带着我和Y下乡了。在车上，Y打趣道：“看到没，群众里也有坏人呀！”B解释了事情原委：这名群众上访并非是因为工程扰民，而是该工程征用了他们家的土地和电机，他嫌赔偿不够，于是屡屡“碰瓷”工程推进；但赔偿款金额是县里文件规定好的，乡镇既没有政策，又没有财政能力增加赔偿款。

我问：“能不能走司法程序解决纠纷呢？”

“要是从法律角度来说，他把妻子撂在乡政府的行为就是遗弃罪！”B最开始的语气不同于一贯的沉稳和冷静，而是隐隐有一些愤慨，但随后又缓和下来：“走司法程序，第一是比较麻烦，第二是，你就算打赢了诉讼，也不好落实。人家就是找各种理由去闹，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打算如何解决呢？”

“肯定没办法一下子解决，慢慢拖慢慢谈呗，估计最后慢慢谈着就能解决了。”B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但也有这种先例，在政治敏感、不能闹出事的时候，可能会私下秘密多给一些补偿解决冲突，比方说20大这种时期。这些补偿在短期内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会产生不好的示范效应，让农民觉得胡搅蛮缠有利可图。”

我想到《小镇喧嚣》中把农民通过上访的方式与政府谈判补偿款的场景称作“典型的商战”。在这次事件中，明面上双方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农民通过上访提出问题，政府解决问题；实际上双方在讨价还价。上访者和政府之间的征用、补偿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并不通过规范的制度理性和程序正义得到；政府和农民并不像政策的实施者与被实施者，而更像是博弈的双方。上访者通过胡搅蛮缠，在“上访”这一制度化诉愿渠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试探政府加价的底线。

上访者谈判的筹码在于合法性：在组织部办公室里那20分钟的痛诉中，无论是对自己生活艰难的陈情，还是对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咒骂，本质上都是为自己的上访增加合法性，把问题政治化。这也从政府的反应中得到印证：“敏感时期”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此时的上访将容易被视作民有所求而政府不应，甚至是政府通过自身的权力和资源欺压群众，人民政府施政的合法性直接受到质疑和威胁。一旦治理问题被政治化，在“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中，政府将进退失据、举步维艰。

于是有了这杯茶。在茶水端上的那一刻起，群众就从维权的抗争者变成了政府机关的客人，“官民对立”视角之下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的紧张对立关系逐渐松弛。接着，Y的一系列唠家常，则把自己从站在群众、站在被治理者对立面的政策实施者拉近到群众身边，大家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普通人民群众。如果与上访群众存在其他联系，例如老乡、亲缘、有共同爱好的同好等，政府工作人员也自然会加以强调。

还有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会强调自己也是上级政策的实施者，“我也没有办法”，并站在群众立场对群众的意见表示理解。概括来说：通过柔性的关系消解官民关系的张力。一旦愤怒的群众被拉回冷静的谈判桌前，博弈的天平便开始向政府一侧倾斜。在程序正义和制度理性的视角下，政府的赔偿款完全合规。在基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政府展示了自己友善和理解的态度，并做出了让步，上访者继续胡搅蛮缠便显得不合情理，甚至是对天天打交道的机关人员的“不给面子”。而在冷静的谈判桌前，政府所掌握的巨大信息和资源优势也使得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取得优势。毕竟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政府工作人员显得多么无奈，政府毕竟是占据优势的博弈强势方。而掌握的信息和权力资源都极其有限的上访群众，很难在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

在面对上访群众时，这杯茶是帮助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场景的利器。但在我们面前，在一般的会议上，这杯茶又该如何解释呢？《小镇喧嚣》中解释“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时，认为这不只是“对‘正式权威’缺失的弥补”，而且也是“乡土社会熟人和半熟人生态陶塑出的行为本能”，或者是“乡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打通制度与社会角色分界与穿透公私行动场域区隔的为人之道”，并且，在分析这类现象时不能离开“对生活常识的直觉领悟”。这些观点都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仅从生活直觉和常识来看，我认为政府行使权力毕竟是在人际关系之中，而斡旋于各种人际关系的工作人员懂得通过端茶送水、套近乎等各种方式润滑交往过程，是不足为奇的。

不仅仅是政府工作人员，在我观察到的学生会工作人员与普通同学打交道时，同样会想方设法地“套近乎”，把工作的联系包裹在亲密友善的关系之中。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工作便利的需要、熟人社会中的行为本能，也与工作人员的自我认知有关。在平时的聊天中，大多数这样做的学生会工作人员都会将自己定义为广大同学中的一员和服务者，而隆佑社区里这样做的财务委员M也将自己定义为社区百姓中的一份子。当工作人员将自己视作群众的一份子时，便不会在交流中将对方视作“他者”或者冷冰冰的工作对象，因而寻求工作以外联系的建立就不足为奇了。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富有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恐怕不能理解为机器零件咬合：并非目标明确、内容单一、结果确定、零件咬合从属于机器运行，而是具体的人之间高度丰富的，具有不确定性、艺术性的互动。人有交往的本能，却没有从事工作的本能，交往很难成为完全从属于工作的工作技术，甚至经常出现交往不善导致工作无从开展的情况。这不仅仅涉及到交往的过程，也会涉及到组织建设。我将通过隆佑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等经验事实加以详细阐释。

（文中地名、人名皆经过匿名处理。作者为武汉大学2020级弘毅学堂PPE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