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去县级以上的婚姻登记处，会发现角落里多了一间像家庭客厅般的小屋子。目前各地已实现辅导室全覆盖，配上了近两万名专门陪人谈心的辅导员。

结婚登记处为何要大费周章地设立辅导室？原因写在了2026年上半年的最新民政统计里：全国结婚登记同比大幅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却同比增加5.2万对。

结婚的少了，离婚的多了。面对民政局离婚人数的暴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全是年轻人太冲动惹的祸，但现实是，这彻底揭露了一个不少父母不愿意承认的事实：现在年轻人不结婚，结了婚又容易散，很多时候其实怪父母。

父母自己的婚姻往往“凑合着过”，让孩子得出了“结婚就是受罪”的结论；等孩子长大了，父母又疯狂催婚，甚至因为高额彩礼互相攀比。就算自2025年《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后领证已经能全国通办，也给不了年轻人真正踏入婚姻的底气。

谈及婚姻，从过往的政策取向里，依旧能够清晰看到“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这类传统观念留下的影子。在不少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报道，甚至学术研究当中，也常会把婚姻存续状态当作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

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施，离婚冷静期落地推行，从那时起，围绕离婚冷静期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在社会学、社会政策等多个领域，近几年有大量研究，从降低离婚率这个角度，评估离婚冷静期这一项干预政策的实际效果。

但在研究者看来，这类评估方式，背后至少隐含两个假设。其一，国内离婚率过高，需要出台政策进行干预。其二，偏高的离婚率属于不正常现象，这里的不正常加上引号。而离婚率之所以走高，根源在于年轻人做事冲动，轻易选择离婚，设置离婚冷静期，就可以克制年轻人的冲动行为。

那么这两个假设真的成立吗？当人们将离婚率视作一项需要治理的社会问题时，又会产生哪些预料之外，却影响更为深远的后果？

首先要厘清，中国的离婚率是不是真的太高了。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能看到不少夸大的数字，例如全国离婚率超过百分之四十，东北离婚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八，北京离婚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等等。

这类数据要么属于编造，要么是直接用当年离婚人数除以当年结婚人数计算得出。只要具备基础统计学常识，就能明白这种计算方式没有任何意义。

2025年办理离婚手续的人群，有可能是在过去任意年份登记结婚的。除此之外，采用这种计算方式还有一个漏洞，只要每年结婚人数持续下降，哪怕离婚总人数保持不变，计算出来的所谓离婚率依旧会不断走高。

所以用离婚人数除以结婚人数，是一个缺陷很大的指标，会严重误导大众对于现状的判断。这种将责任全盘推给年轻人的观点，就如同父母总是把催婚压力单方面施加给孩子一样，脱离了真实的社会面。

如果以粗离婚率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的离婚率到底算不算高？相关历年离婚率数据可以参考配套图表，时间跨度从1990年到2023年，三十多年的数据绘制出的折线图，能够看到三处明显拐点，每一处拐点背后都对应一段社会变化。

第一个拐点出现在2003年。2003年国内粗离婚率首次突破千分之一，达到千分之一点零五。

突破千分之一这个数字本身并不关键，重点在于从2003年开始，离婚率曲线的斜率发生明显变化，离婚率上涨速度明显加快。2003年出台了新版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过去办理离婚登记必须提供的单位证明，同时取消了原先为期一个月的离婚审批期。

新版条例大幅简化离婚办理手续。2016年，《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文章提到，当时的中国，属于全球范围内办理离婚手续便捷、成本低廉的国家之一。这一上涨趋势在2019年到达峰值，也就是第二个拐点。2019年公布的粗离婚率达到千分之三点三六。

2003年才刚刚突破千分之一，十几年后的2019年就来到千分之三点三六，创下三十年内最高水平。当时国内围绕离婚率的讨论十分热烈，很多人引用海外各国数据，提出观点，认为中国离婚率过高，属于不正常的情况。

在此之后，2020年疫情到来，婚姻登记服务出现暂停或者受限。同时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收紧限购政策补丁，过去不少人为规避住房限购、车牌限号选择假离婚，政策收紧之后，假离婚操作难度提升，一定程度抑制了这类虚假离婚行为。

当然，当年数据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疫情。总而言之，从2020年开始，离婚登记数量和粗离婚率都出现小幅回落。

2021年，离婚冷静期正式落地，带来显著变化。离婚登记数量从前一年的四百三十万，直接下降至两百八十万，粗离婚率回落至千分之二，回到2010年的水平。从短期数据上看，离婚冷静期确实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份短期效果，仅仅维持了两年。2023年迎来第三个拐点。

疫情结束，疫情期间积压的结婚需求集中释放，当时主流媒体对此积极评价，甚至有观点认为，持续下滑的结婚率趋势会就此扭转。与此同时，疫情期间积压的离婚需求同样集中释放，离婚登记数量和离婚率再度回升。

2023年全年离婚登记数量达到三百六十万，粗离婚率回升至千分之二点五六。当我们跳出这些起伏的数据就会发现，年轻人对婚姻的恐惧，往往与父母长辈的过度施压脱不开干系。

看完过往的变化，再来预判后续走势，未来几年，粗离婚率还会持续走高吗，还能重新回到千分之三以上吗？客观来说，大概率不会，甚至在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很难再看到千分之三以上的粗离婚率。

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因为离婚冷静期成效突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年轻人的婚姻观念。核心原因，是结婚的人变少了。过去三十年，国内结婚人数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当年结婚登记数量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六万对，将近两千七百万人登记结婚。之后十年，这个数字直接腰斩。

到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数量仅有六百一十万对，不足2013年的一半。如此剧烈的下滑，首先源于人口出生队列的影响。

2013年前后结婚人数高峰，对应的是新中国第三波婴儿潮。第三波婴儿潮主力出生于1986年到1990年，也就是八五后群体，再叠加八零后、九零后，1980至1995年出生人群，是最后一波每年出生人口突破两千万的婴儿潮群体。

在这之后，国内先后推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如今鼓励三孩的政策，但人口学家预期的第四波婴儿潮始终没有出现。人口出生队列，是影响结婚人数最基础的因素。

除此之外，年轻人婚恋与家庭观念发生转变，也是重要原因。年轻人们主要害怕重蹈父母那一辈糟糕婚姻的覆辙，加上彩礼等门槛被父母越垒越高，彻底加剧了结婚数的跌势。该如何理解过去三十年国内离婚率上升的过程？

在研究者看来，这本质上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个体从土地束缚、传统婚姻制度的约束当中逐步解脱。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户籍制度限制，造成大量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同样推高离婚数量。

还可以从更多维度继续研究讨论，引入性别、生育、职业等视角。例如外出务工群体内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有无子女带来的区别，从事制造业、服务业人群之间的不同，都可以深入分析。除人口流动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互联网普及、高等教育普及等都会带来影响。

但很明显，对比这些复杂成因，仅仅简单将离婚率上涨归咎于年轻人本身，认为年轻人冲动不成熟，刻意忽略房地产政策催生的假离婚、公共服务不足造成夫妻长期分居等现实因素，最终只会治标不治本。

可见，把不结婚或者离婚多一味怪罪到年轻人头上，无疑是替那些插手过多的父母推卸责任。归根结底，这一代年轻人依然渴望包容与平等的爱情，他们唯独不想把父母那样的日子重熬一遍。

婚姻的底气全靠从小在家里攒下的信任支撑，根本无法靠单纯的逼迫产生。对于父母而言，少拿“人家要了二十万”来攀比彩礼，少在饭桌上催问“何时结”，少替成家后的孩子拿主意，这才是最大的保护。

老两口若能心平气和地过好自己的日子，让孩子看到真实的温暖，往往比打一百个催婚电话都管用。毕竟，解开年轻人婚姻心结的钥匙，其实一直握在父母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