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1968，康桥

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本文原题为：人文主义传统的心史与见证——读李欧梵《我们这一代人：师长、朋友和我》。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香港《读书杂志》，2026年第21期。

阿伦特曾经说过：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将不能达到纵深。就对于个体生命的自我理解而言，这句话同样引人深思。

享誉华人学界的李欧梵教授曾经写下《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等名作，到了迟暮之年，又相继写下两种别具一格的回忆录《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和《我这一代人：师长、朋友和我》，两本回忆录都是从特定的“我”的视角和感受出发，来记录、理解和诠释20世纪中国以及以华人为纽带的人文学术界的种种，顺带涉及到欧美的人文文化和社会变迁等。

从这两本书可见，李欧梵的私人回忆类似于卢梭的《忏悔录》，写作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真诚和反思，因此他会将属于个体私密的情感经历、与两个外国女子的恋爱失败以及与聂华苓女儿王晓蓝的婚姻挫败，妻子李子玉的抑郁症治疗过程等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如此坦率，如此悲伤，如此辽阔！这样一种直指本心至情至性的回忆录，在华人知识界的回忆录里极为少见，可谓是一代人文知识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李欧梵由外而内，往里走安顿自己的同时，也抵达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生命纵深。他在《我的二十世纪》序言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漫长‘游学’经验中，我有幸交到很多知心朋友，也见到不少世界级的名学者，而且六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代：争取黑人和白人平等、反越战、吸大麻、留长头发，我虽然没有参与，但和其他华人留学生不同，我是一个十分关心的旁观者，甚至自称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

李欧梵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

李欧梵的回忆录续篇《我这一代人》就相对完整地呈现了他的师友圈。他从1960年代离开台湾负笈美国读书，教书，后来又到香港教书，受邀到大陆和台湾讲学，所结识和交往的学人几乎都是同时代华人学界和美国学术界的翘楚，包括施蛰存、萧军、费正清、史华慈、韩南、余英时、林毓生、白先勇、痖弦、江青等，纵跨学术、文学与艺术三界。李欧梵巨细靡遗地追忆了对其学术成长有着重大影响的哈佛导师费正清、史华慈等，又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跟夏济安、夏志清兄弟的交往，这些动人的细节充分地印证了人文学术必须守先待后薪火相传的义理。

不像李欧梵第一本回忆录自我灵魂探索和追溯成长之路的严肃和深沉，这一本回忆师友的书有着一种饱满而愉悦的松弛感，却又在吉光片羽的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温情。我读完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看上去皱褶深植面带忧郁的李欧梵，其实是一个学术界的浪漫主义老顽童，他的人生实践的就是加缪所言“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因此他对于很多事物比如音乐、电影、创作、社会运动等有一种不竭的好奇心。这种回忆录读过之后的感觉就是英国思想史家伯林所言的“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也就是不过度地赋予行为以意义或者陷溺在一种过度反省的沉思生活中，而是在行动中克服虚无感，明心见性，道成肉身。

《我这一代人：师长、朋友和我》

李欧梵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6

李欧梵无疑有着一颗有趣的灵魂，而如今的学术界却大都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他所交往的学人、作家和艺人、媒体人等都有着妙趣横生的灵魂，因此这本书所呈现的就是天才成群地来而灵魂彼此交相辉映的文化界和学术界。

那是一个人文知识界彼此奥援守望相助的时代，北美、台湾、香港，乃至后来加入的大陆学界，各地的华人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可以相对自由地穿越和多元攻错，以人文主义的学术和作品彼此砥砺，夯实人文学术界的思想和精神底色，比如在美国任教的余英时、张灏、林毓生先生中年以后矢志同时面向港台（后来惠及大陆）用中文写作，比如很多学者重返港台任教或者培养来自港台和大陆的青年学人。

这种相互激荡彼此启发的学术界互动，以及因此而造就的人文主义学术的黄金时代，这十多年来也随着代际衰落、反全球主义的兴起和政治力量的介入，而走向日暮途穷。两岸三地之间的隔阂、敌视和冷漠，取代了此前的温情、交融和善意。或许正因为此，此时此刻才更有必要来重温李欧梵笔触下的那样一个具有世界主义特质的人文主义时代。

在李欧梵的笔触下，费正清、史华慈和韩南等哈佛师长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觉得亲切可爱。他写到美国中国学开山鼻祖费正清之所以能够构建一个研究东亚和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王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高效处事的能力和习惯：

“费教授办事效率之高，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女秘书亲口对我说：他每天要口述录音数十封信，由她打字后当天或次日一定签名寄出，而且有信必复，我后来也和他通过信，并从他的复信中学习他如何造词用字。他办事条理井然，而且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料理。后来我毕业前任教时发生在美居留问题，他竟然为这小事亲自打长途电话为我向华盛顿的官员求救，解决了我的问题，更勿论学生的就业、求职或申请研究费等杂事了。”

费正清

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杰出学者史华慈教授，在李欧梵的记忆中，更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学人典范：

“他的办公室的门永远都是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敲门而入，他也和任何人都可以谈，只要你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多次和他单独见面之前，都要想出一两个问题，有时想不出来则不敢见他，后来他却反过来时常向我提出问题。”

李欧梵对于韩南教授学术之渊博和治学之严谨更是推崇备至：

“研究学问不可一蹴而就，必须一步一步地来，更不能好高骛远，动辄以理论唬人——这是我从韩南教授处学来的浅显道理。然而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往往徘徊在理论和资料之间，两者都不够功夫。”

2018年初，我在纽约与旅美华人作家王鼎钧先生聚餐聊天的时候，他特别提及一流作家和学者成长之路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要“转益多师”。李欧梵教授两本回忆录就是这种集思广益探骊得珠之典范。

柯文与多年老友李欧梵在香港一家餐馆里戴上墨镜，扮作黑帮大佬。

《我这一代人》对于其台大老师夏济安的言行举止的描摹和洞察，更是让人为之动容。夏早年在西南联大任教，后赴台湾和美国任教，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尤其左翼文学的大师，其人生却命途多舛孑然一身。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篇《浪漫的圣徒：读《夏济安日记》，因为我多年前在上海《东方早报》文化版的专栏也写过读夏公日记的随笔《一个贞洁主义者的爱情观》，因此阅读李欧梵此文心有戚戚焉。他认为夏济安的宗教观是理智上的自制和感情上的冲动所交织而成的产物，并指出“济安先生在思想上的成熟和在学问上的‘世故’，似乎与他在感情上的纯真和‘稚气’，恰成对比。”他对于夏济安的情感世界的洞察，也是我极为赞同的：

“夏济安先生学贯中西，但在感情上还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有情人’，他的宗教情操，终能将这种中国式的男女之情（指夏对于西南联大某湘籍女生的情愫），发扬光大。他一生恋爱的失败更显示出他唯情主义的伟大。”

而反观自我这一代，李欧梵感慨道：“我们这一代，在情感上都是西潮冲击下的‘罪人’，唯有夏济安先生才是中西交流中的‘圣徒’。”

李欧梵和夫人李子玉写友人痖弦和白先勇的散文也可圈可点，感情真挚动人。在他们夫妇的笔触之下，痖弦对妻子桥桥痴情一生的爱恋和呵护之形象呼之欲出，他还为李欧梵的父亲整理一本抗战日记《虎口余生录》并安排出版，对待朋友之真诚和侠义由此可见，巧合的是我2008年初在温哥华因偶然机缘与痖弦先生见过一面，也曾在《读书》杂志发表过同题文章《诗人痖弦》。

李欧梵跟白先勇在台大外文系就是同学，是一辈子的知己。白先勇为办《现代文学》卖掉一套家里的房子，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轰动一时，是最早出柜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的学人之一，全球推广昆曲（2015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时就听他公开演讲关于昆曲的主题）和《红楼梦》。他对白先勇和莫言的比较也耐人寻味：

“白先勇的东西莫言根本写不出，莫言的东西白先勇也写不出。可是莫言有个缺点就是写得太多了，写得太快。如果每一个句子拿来分析的话，不够精准。对比起来，白先勇可能一句话花了很多工夫写。仔细看的话，他的文字背后的节奏感，带有一点诗词的味道，不完全是白话。”

白先勇对患有抑郁症的李子玉的长期关心和鼓励，可见其是一个温柔敦厚而细致体贴的文化人。

1980年左右摄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左起的华人：李欧梵、李泽厚、林毓生、劳思光、余英时、张灏、高信疆。

《我这一代人：师长、朋友和我》让人最触动的是作者对于师长辈既能自觉传承其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又能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独立不羁之精神，对待朋友能够惺惺相惜，对于同龄人的卓越优异之处能够由衷欣赏而不羡慕嫉妒恨，更能够与为人治学风格迥异的人交朋友，所谓君子之交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对于自我又从无敝帚自珍沾沾自喜之态，反而克治省察日拱一卒，或许正因为此，全书弥漫出来的就是一种月印万川和光同尘的博大气象，更有一种自由潇洒的精神渗透在字里行间，足为20世纪迄今人文学术尤其华人人文与艺术史留下一种丰富而可靠的见证与心史。